如水得鱼

到今年11月，我做律师整整十年。

人大概总要自觉不自觉得设定各种各样的节点，给自己一个停下来回头看的理由。

这个11月，尤其难过。在我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同时，我还摊上了很多火急火燎的长途跋涉。本月才刚过半，我去了一趟贵州，一趟新疆，两趟深圳，而且每次行程都非常仓皇。

从北京到贵阳，3个小时的飞机，然后4个小时的长途客车，再加上来往于机场和长途车站，这就是起草贪黑的一天，都奔波在路上。第二天一早，坐上客户的SUV，在崎岖的山路上继续奔波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所谓的矿上。一排低矮的农民房里，墙角树着一块牌子，上书XX煤矿。我心里苦笑，买卖真是越做越大了。毫无意外，对方根本没有人接待我们，于是我们在那里毫无意义地等了半天之后，继续颠簸回去。不巧，经过的村庄里唯一的加油站有无数卡车加油，道路在几公里内全部堵死，深夜才回到住地。第三天，又是4个小时的长途客车加三个小时的飞机。整整三天，人困马乏。主管这个项目的同事说，至少我们可以说我们去过了。我心里暗想，那又怎样？花这么多钱和精力，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4个小时的飞机。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1个多小时的飞机。从阿克苏机场到拜城，2个多小时的车程。走时北京大雾，延误4个小时，一天如陌路狂奔一般终于赶到目的地，已是半夜。第二天一早，又是SUV，又是土路，又是矿。同样的情景再次发生，下午又疯狂的赶到阿克苏机场，飞回乌鲁木齐。第三天，又是4个小时的飞机回到北京。又是三天，人困马乏。主管这个项目的同事仍然说，我们去过现场了，这就行了。我继续想，那又怎样，对于客户而言，这增加了什么商业价值？

相比之下，深圳之行还算最有成就感。早8点的航班，11点多到深圳，客户司机来接，买了机场麦当劳在车上吃，大约1点多到客户公司，直接开会，然后5点会议结束，司机送我回机场，在机场吃晚饭，然后坐8点飞机返回北京。日程已经安排得不能再紧凑，可即使这样，我仍然忍不住想，我的贡献其实只有开会的那3个小时。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执业十年的这个节点上，让我忍不住想，这一条路，继续走下去还有多大意义？

初做律师时，很有一段时间兴奋于每个月发出的账单，觉得这个账单体现了自己的价值，热衷于学着前辈们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完美，写出更多的小时数。

再后来，在各种项目中看到各方律师把一个小问题无限放大，变成对几乎没有可能发生的低概率事件的法律风险的无穷尽分析，我开始觉得，那些因此产生的小时数，越来越像一个讽刺，讽刺着这个行业中的从业人员与实务的脱节：现实的情况是，事务所大部分的合伙人早已远离具体业务，真正主导项目实务的，往往是刚从法学院毕业了几年的年轻律师，而这些律师，几乎没有商业意识。于是就变成了现在的怪现状：客户提出法律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商业问题的，但是各方律师层出不穷的纠结于没完没了的法律分析，最终给出的只是一个否定性的法律结论。这事情不能做。那怎么样才能做呢？律师给不出答案。更有甚者，律师根本不说事情能做或者不能做，结论是：这事情有风险，建议你们谨慎。我经常自己关起门来想，如果我是客户，我大概会问，活着就有风险，但我何苦花这么多钱和时间让你告诉我这一点呢？

更有甚者，有些律师对于形式完美的追求简直近乎偏执。这虽然从财务上讲对我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我是客户，如果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后果，我可能宁愿容忍形式上的小瑕疵，也不愿意花更多的律师费去追求一个形式上的完美。

当然，其实这些年我看到的更多的更让人崩溃的是很多律师无条件无原则无知的讨好客户，向客户妥协。客户说，你来一趟吧，咱们开个会；你们出个意见吧，情况就是一、二、三。律师颠颠的就去了，出了，费了很大周折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被自己客户给挖坑埋了。

虽然北京市律协将年轻律师定义为35岁以下，但其实在这个行业里，我是在一个黄金年龄段：比起年轻律师来讲，我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单独处理客户，比起上了年纪的律师来讲，我仍然可以自己挽起袖子做事情。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至少在今后的十年里，我完全可以预期会有更多的客户，更多的项目，更稳固的业务。但是，我真的要把我的职业生涯中下一个十年继续投入到这里？

我是个非常散漫的人，表现在旅行上也不例外。同去的姑娘们在去韩国之前都是研究了功略，定好了景点的。而我这些年出行，基本态度是随遇而安，赶上什么算什么。这种态度当然一部分是因为我懒，不愿意花那个时间动那份脑子；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不愿意让自己有心理负担，想去某个地方如果去不了，心里势必就会有失望；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在旅途中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些所谓风景名胜，反而是那些点点滴滴的别人觉得不入眼的东西。曾经有人在国外带我去看open house的房子，一座一百年的老房子，富丽堂皇，我看了一圈之后，最感兴趣的是客厅桌上的一个骨瓷花瓶，做工精细，晶莹剔透。又一次，开车行驶在异国的公路上，两边都是牧场和牛羊，风景如画，我却盯着前方天空中的一片云彩想，哇，好像杜蕾斯啊...  

沾姑娘们的光，我也去逛了一些游客都去的风景名胜，比如南山，比如汉江，比如昌德宫。不过说实话，这些地方真没什么意思，现在想起来，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景色是什么样子的了。现在残存的记忆，只有南山上穿高跟鞋短裙化着完美妆容的韩国姑娘，让满脸油光光汗津津的我生出好些惭愧。

妆容完美的女性，倒是此行韩国让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地铁里，一群大妈上车，年纪看着跟我妈差不多，个个脚指头上涂着鲜艳的指甲油，脸上肤色均匀，妆容非常“严谨”。后来在昌德宫见到了一个日本老年旅游团，我进行了一些初步对比分析，从中老年妇女的妆容来比较，日本妇女和韩国妇女的妆容最大的区别就是日本妇女的妆要相对夸张一些，她们的唇彩颜色更鲜艳一些。而韩国妇女的妆容更多强调的是肤色，唇彩相对自然一些。但相对于中国妇女而言，她们都胜在“倒饬”，效果好坏姑且不论，最起码反映了人家对自己和生活的要求高一些吧。

其次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大概算是一个跨文化的视角问题。我们脑子里的某个文化，到底是不是身处那个文化当中的人心目中的那个文化？甚至于那个文化对外宣传的那些东西，是否依旧能够典型地代表这个文化？去韩国之前，朋友告诉我说一定要去当地的小酒馆去喝个烧酒，去看“乱打”。到了韩国，已经四十岁的韩国律师执意不肯带我去喝烧酒，因为他觉得“那是上一代人才喝的”。他也对“乱打”很不以为然，认为那太旅游化。好吧，那我们的地道韩国游做什么呢？韩国律师说，我带你去看大学路，那儿从我上大学开始就一直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

于是，我们去了在我看来酷似上海新天地的大学路，坐在马路牙子上看了一个街头艺人的吉他弹唱。他唱地道的韩国民谣，曲调柔美悠长，很是伤感，可惜我什么都听不懂。这时坐在我身边的韩国律师突然说，“我想吻你的唇“。我大惊失色的转头看他，结果人家眼光坚定的看着歌手，继续说，“我想抱你入怀。。。”我长出一口气，敢情是在给我翻译歌词呢，吓我这自作多情的一大跳！

看完街头艺人的表演之后，我们又去了一个叫做jazz story的酒吧。酒吧里大部分都是西方人，连乐队的乐手也都是。只有女主唱是个漂亮的韩国女子，看着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简单利落的黑色短发，穿一个式样简单的紫色连衣裙，唱的全是很老的美国歌曲，听着都很有亲切感。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不由一愣，她长得太像我一个大学同学，连举止神情都像。我看着她投入的唱着，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远在美国的同学。身在华尔街的她会想到吗？在世界的另一端，在一个她没来过的地方，我在看着一个长得酷似她的姑娘歌唱。我坐在那里，喝着比利时的啤酒，听着周围的欧美人的窃窃私语，看她演唱美国的老歌，觉得非常恍惚。除了她那一张亚洲脸孔，这一切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韩国的。但可能反过来想，这么多年的美国驻军，这么多年的美国影响，也许这一切就已经是韩国。存在就是真实，就像不管我们乐不乐意，中国早已不再是京剧烤鸭加长城，至少不仅仅是，也许韩国也早已不再是昌德宫和大长今，至少不仅仅是。

我在首尔的星巴克买了一个杯子，整个杯面上写满了韩语，把手上印着Starbucks的标。我拿出来给韩国律师看，问他那上面的字写的是什么。他说，大意就是以前韩国的老百姓觉得汉字太难学，王体谅他们的辛苦，就创造了更为简单的韩国文字。写这篇博客的时候，这只杯子就放在我手边，我看着那些韩国字，用它喝着中国茶，想着世界各地的星巴克店，心想，大概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织吧，不可避免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趟出行，大家有两大发现，第一是我对于食物的直觉非常强；第二是派出所是我的吉祥物。每到一个地方，我在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情况下，会有朝某一个方向走的强烈直觉。刚开始，大家都不相信，按照地图和标识判断半天，往往走了相反方向，然后在精疲力尽的时候发现，我的直觉其实是对的，虽然没有任何理论和事实依据，可我就是能够感觉到，往哪边走可能会有饭馆，而且不是闻到的！最神奇的是，每当我们找到要找的地方，一回头就会发现，旁边就是派出所！烤肉、参鸡汤、各种吃的都是这么被我用小宇宙感觉到的...

人们总说瞎子的耳朵会特别好使，知道为什么吗？我到韩国之后发现原因了：脑子里要处理的信息少了一大半。满大街都是韩语标识，对于一个不懂韩语的人来说，完全没有意义，都是涂鸦，然后，在这些涂鸦之中，突然有一两个我们能够看懂的文字，不用眼尖都能看到。我弟妹问，姐，你难道没从韩剧里学会一两句韩语么？我惭愧的说，没有，因为我从来不看韩剧。其实，我对韩国文化一点了解和兴趣都没有，哪怕是皮毛。

于是，到了韩国，我和另外一个姑娘都得了文盲强迫症，她对数字敏感，我对英语敏感。走在大街上，每见到任何标志牌上一堆韩文里夹杂着数字，她都会大声叫，4！是4街？4号？第4出口？然后我们一起沮丧的发现，认出这个数字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旁边的文字才是关键，而那些关键我们都不认得。而我，自动成了一个复读机，每见到英文标识，都会激动的念出来。一路上，群众免费从我这里获得了很多信息 －－ 邮局！警察局！现代！宪法法院！是的，我们作为一群律师，凭着职业本能在迷路的途中经过了韩国的宪法法院，至少标识牌是这么说的：XXXXX （constitutional court）。

一出国门之后，英语就成了我的本能语言。大概我的潜意识里知道出国了，应该要讲外语，可我又实在不会讲其他的语言，一共两种模式，关掉汉语，那就自动打开英语模式了？我无数次本能的试图用英语，无数次的惨败。在我或慷慨激昂或抑扬顿挫或轻声细语的讲述了我能想到的最最通俗易懂的英文句子之后，韩国的同学们依旧一脸茫然。我跟韩国律师说起，他说，你语速太快了。一般女人说话都快，可你说得比一般女人还要快！你承认吗？在韩国律师质询的口气下，我怯懦的说：...有可能？我比较没有耐心。

好吧，咱知错就改，往慢了说。可是我已经慢到语速如VOA的Special English了，也还是收效甚微。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了大街上一个中国人讲英语，顿悟：往出蹦关键词就行，其他的词，尽量不要说，说出来都是干扰！

同伴们都惊艳了。我突然变成了一个韩国英语高手。

去药店买眼药水，我站在柜台前，目不斜视的看着里面的售货员，严肃的说：eye drop。对方同学迅速的从柜台里找出两个盒子。我一激动，得意忘形得说了一串话，我要那种不含抗生素的，能天天使用的，类似人工泪液的...对方同学的目光瞬间就变得迷茫了。我猛然一惊，哦，忘了，关键词！于是，我又换回蹦词儿的状态，everyday use！对方同学干脆利落得撤掉了其中一盒。我得意的买了剩下的那一盒，转头跟姑娘们说，哼哼，everyday use eye drop！

退房的那一天，我们希望把行李寄存在酒店。这要换了以往，我且得解释并解释不清呢。但是有了经验之后，我迅速的搞定了这件事情，只用了一个“ok”！其实很简单，我径直把行李推到了柜台里面，然后冲那个服务员妹妹说，ok？那妹妹心领神会的说：ok！

十年前我出差去日本，天天坐在会议室里听着哇啦哇啦的日语，间或有好心的日本律师给我们翻译一小段。一天下来，我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啊喏”。我兴奋的问日本律师，这个被频繁使用的词啥意思？日本律师说，虚词，相当于你们汉语中的“那个...”，没有具体意思。咳！

上周，我去韩国度假，每天大街小巷的听着各种韩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叫“斯密达”，我怀疑也是个虚词。我唯一学会的一个词叫“巴代”，这个不用问，我都知道这是个虚词，因为我是在一个叫做“乱打”的表演中学到的。

是的，同志们，作为一个一句韩语都不会的人，我勇敢的去韩国自由行了。而韩国，成功的激发了我的各种生存本能。

这一趟出行，我事先没做任何准备，机票和酒店都是同行的姑娘们订的，连签证都是旅行社帮着办的。出发前一晚上，我在书架上翻到一本英文版的不知道在什么会议上被白送的英文首尔旅游手册，信心满满的出发了。

携程网提供的我们的酒店地址是乙支路5街，据说是在非常繁华的路段，出了地铁步行几百米就到。当我把这个地址告诉我的一个韩国律师朋友的时候，他回邮件说，你能把酒店电话告诉我吗？我不知道在哪儿。我心里暗自嘲笑，还是首尔人呢，连这么繁华的地方都不知道，真是宅男一个！等我们真的到了首尔，出了地铁站，又问了若干个人之后，我笑不出来了。街头的指示牌频繁的出现乙支路1、2、3、4等各条街，唯独没有5街。我们仿佛钻进了一个诡异的街头迷宫，拖着大小行李转来转去，轮番走过了乙支路的各条街，但死活找不到5街。那一刻，看着周围的车水马龙，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罗琳笔下寻找9 3/4站台的哈利波特，恨不得找一面墙撞过去试试，也许5街就在哪一面墙的后面？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经过了一个派出所的。我兴奋的指给姑娘们看：Police！按照我的生活经验，片警应该对辖区内的地名儿最熟了吧，去问警察吧！可姑娘们都嫌弃的摇摇头，闪电般撤离了派出所门口。我真是不明白，我们明明是拿着有效签证的啊，怎么一副偷渡客的嘴脸？躲开派出所后，我们问了五金店的老头，用水管子冲洗人行道的老头，卖水果的老头...我完全不理解同行的姑娘为啥都挑老头问，而且事实证明，在指路问题上，姜并不一定是老的辣，他们不但指不清楚路，连英语都听不大懂。

然后我们途径了一个咖啡馆。那个咖啡馆是英文招牌，里面装潢得很洋的样子。我充满希望的跟同行的姑娘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店员应该能讲英文，都是年轻人，而且是看起来比较西化的咖啡馆，去这儿试试？同行的姑娘们在经历了对若干老头的失望之后，终于勉强同意了。这个咖啡馆奠定了我们之后几天问路的基调，因为后来在若干场合下，同样的场景频繁重现。这个场景是这样的：当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把我们要去的地址写在纸上给韩国人看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先像是明白了一样使劲点头，然后说“啊～～～”，然后就会迅速的把周围的同事全叫来，并迅速陷入激烈的讨论中。讨论很久之后，他们会冲我们笑一下，然后再像是明白了一样使劲点一下头，然后冲着电脑奔去。我后来终于明白，他们这是要上网查了。然后，在网上查了很久之后，他们通常还是完全不能给我们指路。我至今没有搞明白他们费那么长时间和那么多互联网流量都搞到了什么不能和我们分享的情报。

那天在咖啡馆，两个服务员桌子也顾不上擦了，客人也顾不上管了，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为我们找路的伟大工程中，经过漫长的内部讨论和上网之后，他们还跟酒店打了电话，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流，但是即使是韩国人对韩国人，韩国话对韩国话，他们也没能搞清楚酒店的位置具体在哪儿。最后，绝望中的我们被绝望中的酒店服务员和绝望中的咖啡馆服务员告知，我们可以走回到我们一开始就途径的那个派出所，酒店服务员将在那里迎接我们。

于是，在抵达韩国三小时后，我们成了酒店附近的社区小明星。当我们疲惫的返回到派出所的时候，派出所的一位民警大叔迎在门口，一见我们，不等我们说话，大叔就问：乙支路5街的饭店？抬手往派出所背后的小巷一指。巷子口，一个酒店服务员迎在那里，见到我们，同样不等说话就手往前面一指。

唉！众里寻他千百度，酒店其实就在派出所身后。

上周四，教练嬉皮笑脸得在旁边坐着监督我做完了8组腹肌练习。之后，我筋疲力尽的躺在垫子上喘息。这家伙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换了张严肃的表情，对我说，跟你说个正事儿，参加明年北京市的女子健美比赛吧！

我实在没憋住，很没气质的躺在那儿大笑起来，引起很多人侧目。终于可以控制情绪的时候，我严肃得对教练说，这建议靠不靠谱单说，这回好歹记住了我是女的！

嗯，我用了一年时间，终于让教练意识到我是女的。在这之前，他多次撺掇我去参加65公斤级男子健美比赛，还不止一次在我做胸肌练习的时候跟我说，胸要练成方的才好看！我不得不一遍一遍的提醒他，兄弟，我是女的，我的胸真不能练成方的！

男女不分是教练的一大特点。他的另一大特点是装成熟。依我目测，这孩子的年纪大概也就在25岁左右，但他死活说他28了。我刚开始练的时候，他管我叫姐，后来，他就开始管我叫小鱼。我很不满的说，不要对上了年纪的人这么没大没小，他嬉皮笑脸的说我其实没比他大多少。可是后来有一次，他说我每次练完腿之后看他的目光就会变得特别迷离。我愤怒的跟他说，那是因为我跟周海媚一样，高度近视！没看过周海媚的眼神总特别迷离么？这孩子茫然的问：周海媚是谁？我又没气质的大笑，对他说，暴露了吧？周海媚是陪伴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玉女影星啊！你都不知道周海媚是谁居然还敢说自己28岁？？？

其实教练还是个小孩儿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他的车。这孩子人高马大的，居然开一个明黄色的运动版Polo，驾驶座恨不得一直推到后排座附近，基本后排不能再坐人。我曾经坐过一次这孩子的车，刚上副驾驶座位，这孩子就在旁边说，要是腿搁不下就把座位往后推。我恨恨的说，没事儿，我挤挤就行了！挤兑谁呢！以我一米五五的个儿，我就从来没见过能让我搁不下腿的车！！

再比如他的手机。这孩子三天两头换手机，最牛的一阵子，他每天上班的时候带个腰包，里头装着三四个手机。我狐疑的问，你其实主业是倒腾手机，做教练只是副业？教练急赤白脸的否认，说不是！但随即就又跟我说，你这诺基亚的手机真该换了，都这么古董了！于是，在主业不是倒腾手机的教练的唆使下，我通过他的关系从联通营业厅买了一个iPhone 4。教练凭着他在联通营业厅的关系，给我选了一个非常吉利的除了6就是8的号，结果，我揣着新手机上了一天班就悲愤的发现，我们的办公楼旁边是中国移动，楼里根本没有联通信号！于是，我变成了跟教练一样倒腾手机的，包里揣着诺基亚、iPhone、黑莓，有时候还有iPad，啥正事儿还没干呢，我就快被这一兜子电器给压死了。有一天教练替我拎了一下包，立马大叫：你偷了我们健身房的哑铃？这么沉！！！

教练从联通营业厅替我取了iPhone那天，死活让我到北京体育馆门口找他拿货。我说我不急，第二天上课的时候给我就行。教练不同意，坚持说他非常理解等着用iPhone的人的急迫心理。于是，大周六早上，我站在北京体育馆门口等着这不靠谱的家伙出现，这家伙果不其然耍大牌迟到了。大风里，我落寞的跳着台阶，看着穿着芭蕾舞裙的小姑娘们出出进进。正无聊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帅哥，我俩一见，兴奋得大叫，居然是弗兰克同学。他家闺女就是那些穿着芭蕾舞裙的姑娘中的一个，在那儿学芭蕾。我和弗兰克同学热火朝天的站在台阶上开始聊了起来。这时候，教练开着他的卡通Polo来了。真该把这孩子从车里出来那一时刻的表情拍下来的，这孩子看着聊得火热的我和弗兰克同学，惊讶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没想到自家学员这么大魅力啊！这么快就跟一陌生中年男人搭讪成功，还聊得这么来劲！而且，这陌生中年男人还很帅！

可惜啊，关于我魅力无穷这幅美好的假象没维持多久，就在我给他们做了彼此介绍之后破灭了。后来我听说，那天我离开之后，弗兰克同学不遗余力地给教练出了很多收拾我的馊招，还撺掇教练以后让我都在周六上午他家闺女上芭蕾课的时间训练，说这样他可以欣赏我受苦受累！！！

其实健身房挺好玩儿的。当然，我的乐趣主要来自在我锻炼的同时嘲笑其他学员，这样一来，我可以非常容易得转移我自己的注意力，锻炼就变得容易了很多。

我刚去健身房的时候，非常大惊小怪，因为从来没练过，所以什么都觉得新鲜。后来我把我观察到的这些新鲜事儿给我家亲人讲，被告知，我去的这个健身房真的“与众不同”，真不是我没见过世面。

练健身的人里面，基本上男学员居多。女的一般都去跳操、练瑜伽什么的，只有我这种高度缺乏协调性的，以及急迫需要减肥的才会来练健身。而男学员练健身有非常好玩儿的特点，比如爱照镜子，对着镜子搔首弄姿；比如爱喊，不知道的以为他们都费了多大劲呢，其实有时候举的重量还没我的沉，但那不怕，人劲头要做足。有位高总，每次都是在健身房快关门的时候来，瘦高个，剃平头，稍有些驼背，穿一件很多人在本命年时才会穿的红色跨栏背心，含胸走路，晃晃荡荡，一进来就直奔哑铃，拎起来就练。一般来说，一组练习都是20－25次，高总每次都大声喊着：“一、二、三...”，声如洪钟，除了有点大舌头，气势绝对够。但是他似乎数数的能力有限，一般数到“十二”之后，就数不下去了。我猜想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因此他每组练习的时候，我们都能听到他用浑厚的男中音大着舌头喊：“...十二、C A O、C A O、C A O...”，一路C A O到第二十五次，极具娱乐效果。有几次我干脆跟教练要求，能不能以后把高总的课都安排在我之后，看他训练简直太有放松效果了。但是据说高总自己开公司，所以时间极自由，大部分时候都是趁健身房人少的时候去的，所以我获得这种免费娱乐的机会非常稀缺。

还有一哥们，我至今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他在我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国企工作，我刚去锻炼的时候，他还没有女朋友，他自己分析跟他不够健壮有关，所以去健身的。我偷偷给这哥们儿起了个外号叫 “方块男”，因为他上半身特别宽且厚，跟一方块一样，但腿极细，总让我想起动画片里的海绵宝宝，两条细腿上面顶着一个大方块。我们俩总是前后脚练。他的弱项当然是腿，尤其怕扛着杠铃做深蹲，满脸消化不良的痛苦表情，外加很大声的怒吼。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在他怒吼的时候上前观察了一下他做的重量，居然杠铃两边每边只挂15公斤的杠铃片！我说您就这个重量至于吼成这样么？方块男大怒，不顾教练拼命调解，死活说让我来试试。我上去安安静静得做了10个，然后问他，这很难吗？方块男沮丧的啥都说不出来了，教练还在一旁解释，这是她的强项...我看着方块男那一脸恨恨的表情，心想，呵呵，这个解释，not helping... 后来我和方块男就形成了非常愉快的互相挤兑和拆台的训练氛围，这个氛围一直持续到后来方块男成功找到了女朋友，然后就不来训练了。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带着女朋友来训练，他女朋友给教练讲她去打羽毛球，打完了以后大腿根儿和屁股疼，教练说，那可能是因为你那部分的肌肉比较发达，所以运动时就会不自觉地参与发力...虽然教练很多时候的理论非常不靠谱，可是这次我觉得解释得很合理，我衷心觉得，方块男可能是本着互补心态被这姑娘吸引的。

方块男不来以后一段时间，来了一位高管姐姐。她来上第一次课的时候，穿一件绿色的T恤，大红短裤，满脑袋烫得跟草一样的头发，简单形容就像是一个超高龄孕妇。我很快得知，高管姐姐只比我大一岁，衣服下面遮盖的其实不是五个月的身孕而是长期到各地分公司出差视察工作大吃大喝的丰硕成果。我们俩在得知了双方的年龄之后都很受刺激，于是各自都下定决心要好好锻炼。高管姐姐真是个热情泼辣很不见外的人，第一次见面，她看着我锻炼，大声的说，你还没生小孩吧？像你这样的，绝对可以自己生！第二次，在更衣室里，她热情得非让我看她剖腹产留下的伤疤，然后痛心而坚定得跟我说，你一定要自己生！一定要去合资医院！国内的医院会很不负责任的给你剖腹产！第三次见到她，她仍然在纠结我生孩子的问题...同事们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下回再见到这姐姐，我就干脆直接高举双手，像小时候迎接首长视察一样直接喊口号：合资医院！自己生！合资医院！自己生！后来我每次去健身房之前都要在脑海中默读几遍这个口号，可是后来似乎高管姐姐又去视察分公司了，很久都没来过了。

看南桥的博客里写，“不城市化不行吗？”（http://berlinfang.blog.163.com/blog/static/1166707162011456442151/），有点发散性的感触。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这个问题应该改成“不比较不行吗？”“不趋同不行吗？” 身处这个社会中，我觉得让我觉得最大的不适应是似乎我们是十几亿人在追求同一种生活方式，同一种生活质量，同一种生存模式，于是变成了什么都是一起较量，什么都是一窝蜂。

我侄女今年两岁，每周六都要去上什么早教课，在一家据说还颇为出名的早教机构。作为一个负责任且好奇心旺盛的姑姑，在她一岁半的时候，我亲自去考察过一次这个所谓的早教课。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得只能让孩子叫“姐姐”的老师，把四五对孩子和家长组合在一起做游戏。第一个游戏是垒积木，老师声情并茂，用鞠萍阿姨的声调讲，“这个游戏，主要是要培养小朋友们对色彩的认知、对结构的认知。。。”她用跟孩子讲话的语气，讲了五分钟这个游戏的高级规则和目的及其背后深刻的育儿理论。这哪里是给孩子上课，分明就是在教育家长。换句话说，这其实就是一个营销活动，说是给孩子上课，其实孩子就是个布景和道具，真正来上课的是家长。在她的长篇大论里，孩子早就不知道去干嘛了，只有家长们傻傻的听着。垒积木的过程其实大半都是家长们完成的，因为那位老师试图让这几个小得可怜的孩子们比赛看谁垒得快！垒积木的过程中我那小侄女几乎完全没有兴趣参与，等好不容易垒好积木，老师兴冲冲的号召家长们过来照相。这时候我那小侄女冲我来了一个诡异的笑容，然后将积木一把推倒，哈哈大笑，得意之极！老师讪讪得跟我说，这种破坏性的特征，一般只有小男孩儿才有，她一个小女孩儿，真奇怪！我当时心想，就您这种随便Label孩子的劲头，您真不该来误人子弟！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儿，就有“破坏性的特征”，就因为她把积木推倒了？您显然没见过她爹小时候那“破坏性”的劲头，否则您就该给她换个基金里带着破坏性的Label了。

接着，老师拿出来几块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板，有塑料的，木头的，泡沫的，让孩子们脱了鞋去踩，说是让孩子们体会不同材质的物体的触感的不同。所有的家长都傻傻的拉着孩子上去踩，我那一岁半的侄女鸡贼得很，死活不肯上去踩那个搓板状的木板，一到那里，自动绕过。我在旁边这个乐啊，这还训练个什么触感？她看着就觉得那个触感不好，而且非常狡猾得要趋利避害！可是老师不这么想，反复过来劝说孩子，上去踩踩吧！孩子扭搭扭搭，踩过塑料，踩过泡沫，然后径直绕过搓板，跑回我身边。再之后的节目就更加离奇了，老师让大家围成一个圈，把手圈成心形对着旁边的人，做“爱心传递”！还能有比这个更二的事情么？孩子们还不到两岁！我问我弟弟和弟妹，这个早教课到底有什么用？我真心的觉得，你们每天让孩子跟我玩儿一会儿都比来这儿强！这都是图什么？可是显然不行，我弟弟弟妹仍然执着得把孩子每周都送去，因为大家的孩子都在上这种无聊课，且都说这个地方好。

在我侄女每周去上早教课的同一时间，我在学小提琴。显然，如今大部分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已经在送孩子上学，而不是自己学了，所以我在大家眼里非常怪异。每次我拎着琴进去的时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家长都下意识的往我身后看。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着看，以后我背后有什么。后来我终于恍然大悟，人家是在找孩子呢！一个我这岁数的人自己学琴？简直太奇怪了。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去了五次，在我之前上课的那个孩子的家长仍然每次都习惯性的要到我身后找一下，似乎不看出一个孩子来誓不罢休。说到在我前面上课的那个孩子，我看我跟他之间固然有很多不同，但最大的不同是我每次都是兴高采烈得去上课的，可他每次都在大哭，家长都在大骂，老师都在旁边尴尬。我问老师，这到底怎么回事？老师说，孩子不愿学，家长非让学，于是每周都有一次拉锯战，老师也没办法，课已经上到了五级的水平，孩子真实的水平恨不得只有二级。我有时候去得早，虽然老师一再说我可以进屋去等，但出于对前一个学生和家长的尊重，我都是等他们出来再进去的。在我站在外面等待的过程中，那些家长奇怪得看着我，其实我也在奇怪得看着他们。这些孩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自己喜欢来的，这些爹妈里头，到底有多少人其实是自己喜欢并因此将这个喜好加在了孩子身上，而又有多少人，完全是因为同事朋友都把孩子送来了所以自己也送来了？

曾经有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人说，所谓幸福感，都是比较出来的。 这其实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再普遍不过的一个心态。 于个人，就是跟同事比、跟邻居比、跟同学比，比车子的好坏、比房子的大小、比职位的高低。所以大家都不管不顾得去买一样的房子，一样的车子，送孩子去上别人的孩子都去上的学...于城镇，就是跟所谓的兄弟城市比，跟北京上海比，然后北京上海再跟纽约东京比，比国民生产总值、比增长速度、比楼的高低、比城的大小，于是所有的城市，不管大小，都长一样脸孔，盖一样的楼，修一样的桥，建一样的地标性建筑...下周就又是高考的时间了，若干年前就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在我们这个环境下，又岂止高考是一个独木桥？大部分人的一生，都被这种趋同心态追赶着，一直在过那个追求薪水更高车子更快孩子更强的独木桥，然后一代一代的将同一份压力传下去。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据说经过比较，我国居民的幸福指数全世界最高。不知道这样比较完之后，我们是不是就真的幸福了。不过幸亏有了这样的比较，否则以我们这种忙着比较忙着趋同的劲头，要是不比，我们还真不知道自己全世界最幸福呢！

不知道怎么混的，反正现在我的生活非常无趣，除了上班，似乎就剩下健身了。每次大家问，我都很窘迫，实在是没干啥别的呀。弗兰克同学于是一脸坏笑的说，那就写写健身教练嘛！他坏笑是有理由的，容我后面再说。先按时间顺序铺垫一下历史事件。嗯，这个我们的术语叫做先热身。

我办这个健身中心的健身卡已经有四年了，但去年十月之前从来没有踏进过健身房一步。我办卡是为了去游泳的，而他们的游泳池跟健身房是分开的。然后去年十月有一天，帮我办卡的MM打电话给我，说当晚有一个会员活动，邀我去参加。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我受了什么刺激，大约是实在无聊？反正我居然很违背自然规律的答应了。

于是当晚六点半，我如约去了，见到了打扮得异常妖娆的健身中心经理和一些各色会员。经理热络得给大家相互介绍着，于是我认识了一些这个健身中心的fellow“会员”，不得不说，真是形形色色呀。

有一位马总，据说是为了躲非典到这儿办了卡，之后就几乎天天去，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健身房锻炼了八年，真是资深，赶上抗战了。马总据说已经四十多了，但当晚看着神清气爽，一副很fit的样子。当然，后来我发现，马总那看着精神的夹克衫下，掩藏着一个跟他身体其他部位完全不相配的啤酒肚，而他每天都要穿着紧身背心挺着大肚子在健身房苦练臂力，却从来不碰腹肌，一副要将啤酒肚进行到底的样子。但是那天，他穿了西裤和夹克，成功得遮掩了胖肚子，给各界群众留下了名不符实的健美假象。

而另外一位腾总，当年新办的卡，办完以后一次没去锻炼过，却也不知为啥去参加了这个一点活动量没有的会员活动。腾总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个胖子，他穿竖条衬衫，塞在休闲裤里，裤子不伦不类的用了那种松紧的背带而不是皮带。两根背带中间，肚子附近的衬衫扣子异常张扬得绷着，仿佛随时能飞将出去，嚣张得紧，紧得嚣张，反正一副成功胖子的样子。从进入那间屋子的那一刻，他就疯狂的崇拜上了马总，一晚上都在絮絮叨叨的说，明天就开始锻炼，向马总学习，让我顿时想起了寒号鸟的“明天就垒窝”。这个盲目崇拜的胖话痨似乎还沾点文艺界的边，那天晚上他唾沫横飞的给我们讲了他所认识的各位名人都是如何的不注意身体不注意健康不拿命当命，还尤其拿小崔说了事儿。当大家表示小崔那点事儿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时候，他急赤白脸的说，那是他抑郁那点事儿，他那腰椎的毛病你们知道吗？接下来，他声情并茂的给我们讲了小崔的腰如何的不好，但是他还是如何要钱不要命等等。接着他话锋一转，要求大家都举手同意他的提议，让马总当我们健身俱乐部的队长，然后沉痛的说，同志们，就让我当一个反面典型，给你们敲一个警钟吧！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岁数，就晚了！我斗胆问了他贵庚，他夸张的说，我今年都33了！这一句一出，真是掷地有声，不负他望得给我敲了警钟！苍天呀，这个胖子居然还比我小一岁呢，我以为这厮都快五十了！

就在我腹诽各位总的当口，经理开始介绍员工了，于是，什么游泳教练、壁球教练、瑜伽教练、健身教练，纷纷站到了台前。我惊奇的发现，这健身教练站在众人中间，阳光而挺拔，真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用弗兰克同学的话说，壮，但是又不是那种练过了头的肌肉异常发达的恐怖样子。关于弗兰克同学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again，咱们后头再说。另外一位MM后来见到教练之后的评价比弗兰克同学的精辟得多，她直接说，哇，金刚芭比！扯远了，接着说当时。接下来健身教练就推出了一个得意作品，是另外一个律所的一个律师MM，穿低腰牛仔裤和紧身上衣，真是浑身一丝赘肉都没有。然后，那个MM告诉大家，她是因为已经36岁了，”岁数大了，觉得身上的肉都松了，所以来练练“。此话一出，真是语惊四座啊！大家的目光迅速在她和腾总之间徘徊了几圈，大概都跟我一样在想，天哪，都说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看来这人比人也该扔！

于是，活动结束时，我小心翼翼得走到健身教练的面前问，你觉得我能练成刚才那个姐姐那样吗？教练很酷的看着我说，为什么不能，你给我一个理由！我顿时被这气势给镇住了，也是，为什么不能？明天给我约堂课！我要开始健身了！

虽然查尔斯何借故遁了，但狡猾如我，当然得有一些back up plan，不能吊死在他这一颗树上。其实诀窍很简单，就是要不断认识一些新朋友！就像赵本山小品里说的，不能可着一只羊玩儿命薅嘛，那还不得薅得跟葛优似得！得多弄些羊，每只都薅一些！

所以其实今年我还是收到了新羊送的一些生日礼物的。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二办的同志们。二办主席记错了我的生日，于是兴高采烈的在离我生日还有好几天的时候就把一个黑色的钱包放到了我的桌上。我们的司库同志倒是很靠谱，记准了我的生日，并在生日当天送了我一个硕大的招财猫存钱罐。

表面看来，群众都迅速了解了我爱钱的本性！这倒也不假，但是除了我爱钱之外，这些也还是都有些其他缘由的。

二办主席完全是出于内疚！去年有一次我和主席一起出差，在机场闲得无聊，我去逛了逛商店，看上了一个咖啡色的钱包，主席百般阻挠，非让我买了一个红色的。买了之后不久，我们就发现，封建迷信讲，红钱包不好，破财！从那以后，每天花钱的时候我都哀怨的跟主席说，唉，也不知道是谁害的，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非要买个红钱包...主席其实很二，一般都不会被这些哀怨打动，但架不住我天天说，日日讲，真是滴水穿石呀，主席同学终于抗不住了！哼哼！想到这儿我真是太得意了！

而司库同志送存钱罐，是另外一个故事。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多年的通货膨胀以后，我认为硬币其实早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我现在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个能使用一元以下硬币的场合了，但是总有地方还要在找零的时候找出一堆硬币。无奈，我把一元以下的硬币都放到我办公桌上的一个破铁盒子里，对外宣称是在给我家小侄女家琦同学攒嫁妆。

其实即使是一元的硬币，就我所知现在也只有一个用途，而这个用途家琦同学最清楚。每次看到一元硬币，她都会兴奋的大喊，喜羊羊嘛！然后拽着你往门口走。她家小区门口，有一个喜羊羊外形的小孩电动转椅，放两个一元硬币进去，就会有音乐响起，那个电动玩具会前后摇晃几分钟。家琦同学每天上下午分别都会去喜羊羊一次，得花四块大元。说到这儿，我得发表一下走题的感慨，这人比人真是气死人，我爸我妈有一天居然跟我说，家琦同学真是懂事，每次坐完喜羊羊之后就自觉的说，喜羊羊拜拜！从来不跟我们小时候似的闹着要继续。我简直都快气疯了！这哪有可比性？这个两块钱的游戏，这个败家孩子每天都固定要坐两次，她当然不闹了！对她来说，下一次完全是可预期的！可怜我小时候多久才有机会出去玩儿一次奢侈游戏啊？？？居然以此判定她乖我不乖！？

唉，算了，我一把年纪了，跟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较劲，不值得，作为一个老同志，我得保重身体要紧，气坏了自己不划算。而且，真是知多世事胸襟阔呀！我还在心存仁厚的给她攒嫁妆呢！但是我们的司库同志对于我攒嫁妆的那个破铁盒子很看不上，于是她买了招财猫，还很得意的跟我说，这个现在算给你的生日礼物，等你攒够了钱，就跟你的钱一起送给家琦同学，算做给家琦同学的嫁妆！这人跟我在一起待久了，就都变得这么鸡贼了。人家有一虾两吃，我们有一礼两送，这两送还要横跨至少二十年！

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健身教练送的礼物。教练这个倒霉家伙，本来是要送我一个iPhone壳的，可是他在网上订的货迟迟不能送到，结果这孩子在我生日一大早我还没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打电话问我穿多大号的上衣。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他的阴谋，出于本能的对他嫌我胖的恐惧，我说一般穿S，有的牌子穿XS。结果晚上我到健身房的时候，发现这家伙给我买了一件非常非常瘦的运动衣，然后在我勉强穿进去之后遗憾的说，还是买肥了！敢情他就是想送我一件打死我都穿不进去的衣服来寒碜我！我被这家伙的阴险狡诈吓出一身冷汗来，而这家伙居然悠悠然的说，太好了，以后看你能不能穿上这衣服就知道你胖没胖了...太阴险了！我恨恨的说，iPhone的壳我也还要！

弗兰克同学批评，说我的博客质量下降了。我理解他其实想说的是，严肃的东西他都看不懂，该照顾他的浅薄，写点八卦了。好吧，那我就继续本着讲点自己的倒霉事让大家高兴一下的原则，八卦一下我本年度的生日庆祝活动。

全球经济萧条以前，我的生日活动都是按月进行的，基本上三月的下半月和四月的上半月都散落着我的生日庆典活动。现在想想，这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段时间，就是封建迷信所称的“白羊月”。但是后来不幸的是，全球经济萧条了，自然灾害增多了，而我，已经实在是掰着手指头也算不清楚这到底是我第几个二十九岁生日了，于是，迫于内忧外患，今年我决定精兵简政、直面人生，将生日月改成了生日周。

同志们，本周我度过了我的第一个三十五岁生日。

周一，司南同学自觉地组织各界群众给我过生日，安排了大型生日宴会一台。我抗议说周一离我生日还有好几天呢！司南同学不耐烦地说，能过就不错了，我们都拖家带口有正经事儿干，你以为跟你似的？人胖子还得做生意挣钱呢，你以为跟你似的？唉，我真是太倒霉了，敢情在大家眼里，我真的是一点儿正事儿没有呀！

尽管我后来完全同意了有正事儿的人们哪天有空我就哪天过生日，但周一的时候我还是发现，与会人员只有弗兰克、胖子、司南和我。在我看来，该来的一个都没来！其实我说的就是一个，查尔斯何同学。近年来，这些人里头只有查尔斯何同学会送我生日礼物，而今年，我悲愤的发现他以出差为借口遁了。这个其实只能怪嘎子娘！唉，说来话长啊。。。

前年过年的时候，嘎子娘带着孩子们来北京，我们一起去了查尔斯同学家。到了门口我们才仓皇发现，没带红包！于是我和嘎子娘和弗兰克同学都说好，那就先不给红包了，回头再说！没想到后来我才知道，嘎子娘自己偷偷给了她私藏的红包，而我和弗兰克同学两个二百五愣是遵照之前的约定，啥也没给。而我比弗兰克同学更过分的是，我还喝了人家查尔斯同学家一瓶多上好的红酒！现在想想，我估摸着那天我前脚出他家大门，后脚就上了何太太的拒绝往来名单！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心虚气短的发短信问查尔斯同学，过年咋过？天地良心，我的确是想好好表现一下，把自己从黑名单上救助出来的，没想到查尔斯同学迅速的回短信：我已经在四川老家过年了！后来我从校友录上得知，为了躲我，他们全家在四川待了一个多月。唉…

总之吧，来了的这些人，真的都是来吃我这一顿的！可是，我很得意的发现，今年，没有一个得逞的！这个其实只能怪司南同学！打我认识这些人以来，我和胖子的生日就都是聚会借口，而且都是自己买单。胖子这家伙这些年不知是怎么成功逃脱了这事儿的，反正就只剩我了。我过生日，我买单，可即使是花我的钱，也没能阻挡司南同学不让大家吃饱的决心！

点菜的时候，胖子和弗兰克还都没有来。司南同学拿着菜单，左挑右捡，点了两个凉菜，一个鱼汤，一个鸡汤泡饭，一个杂粮拼盘。我颤抖着抗议，还有俩男的呢，是不是该点个肉菜啊？司南同学怒哼一声，吃肉太不健康了！在我颤抖着继续坚持下，她总算又点了个带鱼。于是，等胖子和弗兰克都来了之后，愕然发现，凉菜之后，鸡汤泡饭就上来了。胖子怒斥服务员，你们怎么一上来就上主食啊？小姑娘委屈的说，您就没点啥别的呀…

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封建迷信，本周白羊座的爱情是“以清淡为宜”。没想到，到了这个年纪，真是啥都得以清淡为宜啊！我的生日宴，大家吃的都是玉米土豆红薯芋头，以及各种汤汤水水。

回家以后，我到处哭诉，今年我过生日，都没吃饱！大家最开始都不相信，但是，但是！在我从怀里掏出我最有力的证据之后，就真的没有人再怀疑了！其实这个证据非常简单易懂：你见过吃完生日宴之后同一拨群众疯抢着把生日蛋糕吃得一点不剩的情形吗？嗯哼！

似乎大家都开了微博，一天说无数句支离破碎的话，然后乐颠颠的相互转载，真是热闹。我远远的看，仿佛路人。其实不是仿佛，我的确是个围观者，还是那种站得很远生怕被血溅到的懦弱型的围观者。每想到这里，我就不免会想到，要让心理医生知道，恐怕又得指着我叫，看看，又detach了自己，你原本也是这众人中的一个，众乐乐的时候，你却独看着，摆出一副不屑。

其实我不是不屑，我只是打不起那个精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与人交往对我而言如少年时跑八百米上体育课一般让我想着就心生恐惧，遍体疲惫。同学朋友纷纷抱怨，见我难如上青天，即使见了，我也是一副灵魂出窍心不在焉的皮囊。我勉强挤出的一点点笑容和一点点热烈的语气和神情，还需要攒着留给客户和同事，以不辜负我的职业操守。

大部分的时候，我只是有些木然。每天早上，我木然的起床，梳洗，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律师的样子，出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跟很多人一样诅咒过公司的着装要求，如今，我无比感激这些要求，这些要求强迫我穿得跟一个体面人一样出门。没有这些要求，我大概会先本能的朝着仔裤球鞋靠拢，之后过不了多久，大概就得堕落到睡衣，再之后，大概起床也会是个huge effort了。自打我的灵魂与皮囊日益貌合神离之后，我就本能的更加看重皮囊的维护和修缮，无他，作为一个城市功利人，我得先易后难，骑驴找马，先看紧一样再说。

出门，我本能的在电梯里的镜子里审视一下自己和邻居们。皮囊wise，我完全可以混迹人群中，甚至看起来比他们还要精英一些。其实很容易，穿一身黑，背大包，戴大墨镜，拿出去参加葬礼的劲头就可以。更何况，即将加入令人崩溃的北京交通，跟参加葬礼的悲痛程度也差不到哪儿去。

跋涉之后，我木然的坐到办公室，做一些我闭著眼睛都能做的事情。说这些并不是想说我在业务上已经无所不能，相反，我觉得我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少，我只是学会了取巧。在工作上，如我曾调笑过的一样，多少年以来我都是怀揣着锤子，然后尽量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钉子，实在变不成钉子的，不是还有其他同事么，不是讲究部门中合作以及跨部门合作么，那就送出门去，送给手拿电锯的人好了。我厌倦了每天敲钉子的生活，可是我同时也打不起精神去学学用电锯什么的。

敲完一天的钉子，我带着一脸的残妆，木然的回家，吃饭，然后给自己倒一杯红酒，随便看一张已经看过八百遍的盘，实在没盘可看的时候，就去看北京台生活频道的厨师做菜，直到睡着然后做了噩梦。昨晚的噩梦是，被客户支去非洲开会，去了之后才发现，客户什么都没告诉我，对方如豺狼虎豹一般凶残，我方其他人都闪了。醒来以后我想了想，据说梦是反的，可见现实中我应该对我方的同事及客户都充满信心，他们绝对不会这么把我卖了的。这也对，从现实角度出发，我觉得客户应当会自己去非洲玩耍之后，回来再把我卖了，真让我大老远去趟非洲，岂不是便宜了我。

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去美容院、美甲店，发廊，买一群陌生人的时间和笑脸。整个冬天，美甲店的妹妹都说，冬天了，都不穿凉鞋了，你涂脚指甲干什么？其实不干什么，我夏天涂了也不怎么穿凉鞋，回家自己看不行么？那你为什么不涂手指甲呢？因为我不愿意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也不愿意给别人一个谈话的理由，我恨不得每天穿上隐形衣，光明正大的围观周围的人们。

然后一周中有两天，我会按时下班，飞奔至健身房，练到自己几乎走不了路，回家躺倒床上都觉得浑身如散了架一般，第二天早晨，心满意足于浑身肌肉酸痛。连健身房的教练都说，没见过这么配合这么吃苦的学员。我心里暗想，如果我死了，健身房的教练和我的大学同学各自写的悼词里，指认的该是多么不同的两个人啊。按照我常看的侦破片的逻辑，警方会看着我的照片，困惑的问：who the hell is this person?希望那时候我能有办法托梦给他们，我只是一个人来疯的青少年变成了一个有人际交往障碍的中年，大概不能算什么双重人格，人格分裂，最多也只能算是人格转移？

唯一可以欣慰的是，我虽然基本丧失了沟通能力，却平生第一次有了六块腹肌。大约人的能力是守恒的，在我身上，语言功能和体育功能显然只能二选一，年轻时我只能光说不练，现在我光练不说。

马上就正月十五了，在我的印象里，年早就已经算过完了。可是我突然发现，从封建迷信角度讲，我得放鞭炮。

说来话长。

之前说过，我爸终年热衷于研究封建迷信，而我，终年热衷于跟我爸探讨他那些不靠谱的研究。无他，长期斗争经验表明，探讨这些非常有利于建设和谐家庭。阳历年前，我爸突然神神秘秘的跟我说，过年的时候你自己去买一套红色的内衣来穿，切记切记！为什么？还没到我的本命年呢！我很困惑。可是我爸说，讲究封建迷信是要说虚岁的，而按照虚岁来说，过了年我的年龄就构成了“九”的倍数，居然这也是个“坎儿”！

可是，这样一来，我就得接连穿两年的红色内衣！我对这个远景非常抵触。好在我爸的封建迷信非常以人为本，我嬉皮笑脸的问，穿红色内衣的目的不就是要有红色么？涂红指甲算吗？呃～～～应该也算？我爸回答的很没有底气。也是，我估摸着尚没有一本封建迷信书籍论证过涂红指甲是否具有穿红内衣的相同疗效。可是应该一样的嘛！穿红内衣不就是为了让那点红色避邪么？那我在脚指甲上穿上红色指甲油，一个道理嘛！我毫无必要的对着我爸运用了我的律师逻辑。

于是，年三十下午，我去涂了红色指甲油，然后穿上我的红色羽绒服，神气活现的过年了，自己心里琢磨，从覆盖面积上讲，羽绒服加指甲油，功力应该超过内衣了！

结果，从大年初一开始，我就天天做噩梦，几乎一天没落，非常有规律。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般会梦见比较凶残的场面。场景一，我被敌人剁了手；场景二，我被坏人关了起来，怎么逃都逃不掉...中午午睡的时候，一般会梦见比较恶心的场面，场景比较单一，就是我掉厕所里了。最倒霉的是昨天中午，我先是梦见自己上厕所，然后听到隔壁的人说，最近不知为什么，总梦见掉厕所里！我心里暗喜，居然有人跟我一样，一会儿出去跟她探讨一下！刚想到这儿，自己又掉进了厕所！

放假嘛，我又哪儿也没去，于是就多睡了很多觉，结果天天做这些梦，一点没有休息过后的神清气爽。我很沮丧。而且，最过分的是，昨天晚上开始，我的凶残梦境开始殃及亲人。昨晚我梦见一群大狼狗在不同场景中多次袭击了我家亲人！场面极其恐怖，而我在梦境中仍然非常理智的想，不能让我家亲人失血过多，所以我在梦里安排的场景是狼狗咬出的都是一个个没有血的洞，极其恐怖。基于我爸多年的封建迷信熏陶，我所有的类似这样的梦都可以解释为：1－有财；2－有口舌；3－有小人；4－以上都有。可是按照我的经验，解释1应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剩下的，就没一个好东西了！

日子没法过了！

看来涂红色指甲油不太灵呀！那还能怎么办呢？我想起前两天跟大家讨论起我不理解过年大家为啥要放炮，我爸说是为了避邪，把不好的东西给炸走。莫非我得放鞭炮？可我不敢啊！有高人指点，这种事情，可以找人代放，以出钱为准。原来这年头连封建迷信都只认钱了！不过话说回来，封建迷信是不是向来都只认钱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好，就这么定了！我于是不顾雪后的泥泞，出去买了一挂鞭炮。晚上，等四周的鞭炮声都响起的时候，我鼓足勇气下了楼。太可恨了，我们小区居然没有一个人放鞭炮，地上干净得跟狗舔过一样！这哪儿能放炮啊？我去物业问。物业只有一个小姑娘值班，听了我的问题，愣了半天没吭声。也是，我估摸着姑娘正琢磨呢，什么毛病啊？正月初十都过了，才来问哪儿能放炮？姑娘犹犹豫豫的说，现在小区里已经不让放炮了，到小区外头去放。好吧，我很痛快的溜达到了小区门口，问保安，哪儿能放炮？保安照样愣神，之后说，旁边那个空场。哦，那你帮我放行吗？保安狐疑的看着我，你要放多少？我掏出那挂鞭炮，不多，就这个。可是我只有火柴，你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保安更加狐疑的看着我，不用，我有烟。保安把鞭炮的包装撕掉，再狐疑的看我一眼，点着了鞭炮。我心满意足的站在一旁看着那挂鞭炮噼噼叭叭一阵乱响，高高兴兴的跟保安说，谢谢，转身进了小区。

根据我的梦境控制战略部署，今晚我准备喜迎兔年第一个好梦！

多年前，我活得很纠结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去看过心理医生。我跟医生说，坐在办公室里，有时候恍惚之间会觉得自己仿佛灵魂出窍，悬在半空看着自己的肉身，浑浑噩噩的跟周遭的人和事互动。医生说，这叫做detachment，大约就是人和自己的情感的疏离，据说要追溯到我的婴幼儿时期，在我还没有“自己”这个意识的时候，周围的人没有能够为我建立起亲密关系（intimacy）和对亲密关系的安全感。按照医生的说法，建立亲密关系也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直接导致一个成年人对其所属的各种关系，包括友情、亲情和爱情，都缺乏信心和处理能力。

可是我父母双全，出生的时候连父母的父母都健在，而我小时候又实在是个漂亮孩子，据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长大的啊？但是医生说，孩子的亲密关系的建立，并不一定是跟自己的父母，比如她自己，就是跟奶奶的关系更加亲密。我们中国人往往不太注重孩子能有记忆之前的那段时期，因为“反正也不会记得”，但是其实那段时间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才是最重要的。这些理论都是医生说的，真假我无从考究，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巧合：我们的第一个session，医生让我闭上眼睛回忆我所能记起的最早的记忆，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的是自己一个人坐在炕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没有再去看过心理医生了，因为我发现，她能做的是指出问题，并且把问题归类，但是却没有办法拿出解药。所谓心病还要心药医，而这个心药，似乎只有我自己能研制，她在一旁，非但帮不上忙，还容易给我造成时间和心理上的压力。做一件事情做了这么久，总得有点成绩吧，什么成果都没有，自己都觉得自己笨死了。

后来有一天跟特雷莎同学一起带凯莉出去玩儿。那时特同学刚给凯莉买了一个硕大的翻斗车玩具，前面的斗里足足可以坐得下凯莉同学。我们走在人行道上，凯莉兴奋的推着那个比她自己还大的车前行，特同学突然兴起，跟凯莉说，来，你坐到斗里，妈妈推你！凯莉兴高采烈的坐了进去，我本来以为特同学是要一直推着不撒手的，没想到她大喝一声，GO！猛推一把，车和凯莉就蹿了出去。本来按说也没什么，可偏偏那个地方人行道的砖不太平整，她推的力气似乎也不小，于是车到前头突然一个猛拐，凯莉就一头栽进了旁边的树坑。孩子倒是没受伤，只是吓得够呛，这一通大哭，委屈得够呛。特同学好不容易才安抚住孩子，我们两个大人都有点讪讪的，本来带孩子出来玩儿，想给孩子添个乐子，没想到成了乱子。

我跟特同学后来聊，估计等凯莉长大，这也是给心理医生讲的绝好材料 – 我小时候，自己玩儿的好好的，我妈非要陪我玩儿，结果连我带车一起推进了树坑！按照心理医生的说法，这多有碍于亲密关系的建立啊，这还说什么安全感？

看着凯莉这点倒霉事儿，我倒释然了。大约，成长的本质不过就是磕磕碰碰，摔不一样的跤，却结类似的痂。小心翼翼的隐藏着自己心里的那点伤痕，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然后等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慢慢懂得，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伤痕。我所耿耿于怀的“心药”，其实也不过是等着自己能够想通，能够风轻云淡的跟别人笑谈，我小时候，自己玩儿的好好的，我妈非要陪我玩儿，结果连我带车一起推进了树坑！

年前跟胖子吃饭。照旧吃水煮鱼，照旧是新源里那家店，话题却总落回孩子。胖子诧异的问，你现在的话题，为什么总落到孩子身上？嗯，当然，国家不是总在搞什么重走长征路重唱革命歌曲的活动么？我正在搞一个小型的“过别人的童年解自己的心病”活动。

作家陈彤的博客上，说到一项调查，问如果美貌、事业、爱情，三项只能选择一项，你选择哪一样。她的朋友告诉她，大部分女孩子都选择“美貌”，理由是，有了美貌，另外两样都会有。

很多长了一些年纪的女人，大概都会跟陈彤一样，认为年轻姑娘们的选择不靠谱，美貌？那能持续多久？爱情？那是能吃还是能喝？说到底，还是事业最可靠。其实说穿了，也简单，是人都会缺乏安全感，而事业所带来的安全感，也不外乎是金钱或者地位。

可是反过来想，但凡到了把事业跟美貌、爱情搁在一起评比的时候，即使选了事业，恐怕也不真是为了所谓的“热爱”，而不过是做了功利分析，看中了事业所带来的安全感，说穿了不过是：男人靠不住，还是钱最可靠。这让我想起《让子弹飞》里的县长夫人，大大方方的说，我就是想当县长夫人，谁是县长不重要。县长夫人才是她要的安全感，至于县长，是她的事业阶梯。

所谓美貌，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天生的，是买彩票中的，是不需要努力的。更有人相信，所谓爱情，也是命中注定的，是前世修来的。而似乎只有事业，是需要个人努力的。

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的女人都会发现，相比之下，美貌其实是一条更加艰辛的路，因为美貌也好，事业也好，爱情也罢，都无一例外的融合了风险投资和终身按揭，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产出却不一定能由投资人自己控制。

事业的投入相信大多数人不会质疑，如今的女子，大多经年累月的读了书，然后从最基层的琐碎工作做起，一步一步熬着，记忆里都会有独自加班至深夜的各种场景：黑漆漆的办公室里，不敢一个人去上厕所；凌晨的寒风中，打不到一辆出租车；甚至伴着朝阳赶完了文件，电脑却突然蓝屏…

爱情的维持更加不易。最初的心动并不困难，难的是不“眠于这份心动”。很多人因为有了爱情，踏踏实实的走进婚姻，错将婚姻当成一个抗风险抗老化抗通胀的保险箱，可是爱情其实如这世间的任何其他物品一样，需要不断修补，不断投入，不断升级。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大多会在多年以后发现，成了无比熟悉的陌生人。

而美貌的维护其实更加困难得多。不说医学整容，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会发现，即使只是保养原有的皮囊也实属不易。要对抗皱纹的出现，每次洗完脸之后要坚持往脸上抹十几层的东西，从化妆水开始，到隔离霜结束，这还不包括之后的彩妆部分，还要每周至少敷两次面膜，保湿锁水防止胶原蛋白流失；要对抗身体的松弛，每周至少要有两天要去健身房，而且每次都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运动量；要对抗北京的干燥气候，每次洗完澡之后都要往全身涂抹润肤露，还要定期去做全身推油，才能保证皮肤不干燥到起皮瘙痒；除此之外，还要做定期的头发护理、修剪…

前几天去健身房，一个胖大婶跟我一起锻炼。教练笑，说她其实年纪跟你差不多。我和大婶都大惊，原来她只比我大一岁。她走后，我跟教练苦笑，说我真是人到中年了，原来我的同龄人可以是她这样的。年轻的教练不以为然的说，都是自己选的，想想你吃什么，她吃什么，你怎么练，她怎么练。

说到底，我不过是想说，人到中年之后才发现，其实人生是一场全方位的马拉松。年轻的时候，大把机会和未知，可能还有所谓的“美貌、事业、爱情”的选择。到了中年，殊途同归，不管从哪条路走来，到了这里，都交汇成了一个系统工程。不管你曾经如何，到了这时，事业、容貌、爱情，往往如城市立体交通一般，叠放在一起，都需要疏导和维护，都变成了与时光赛跑。可反过来说，在这本已充满变数的人生里，如果我们连能在自己掌握之中的事情都不做好，似乎真不能算尽力了。

那么，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如李宗盛歌里唱的那样，做和时间赛跑的人，全方位的。

我一直坚信，我认识的人当中但凡有人deserve相夫教子的传统幸福，那个人就该是TP。

在我相当激进相当愤世嫉俗的那个年代，TP就已经出落成了一个大大咧咧的老好人。我没事儿挤兑别人通常都是有反抗的，唯独挤兑TP，在我记忆中似乎能得到的就是她的笑和纵容。夸嘎子娘织毛衣，最多只能被她呵斥到一边去，并且把她织错的地方赖到我身上，可夸TP，换来的是她给我织了一件。垂涎嘎子娘煮的面条，通常都得被她痛斥笨和懒，而TP，向来都是煮好面条之后笑眯眯听我数落她做什么菜都放糖一点都不好吃，然后眼见着我把一大碗面条吃光光。

可是我有一个贱毛病，我太喜欢挤兑人了，并且被挤兑的一方必须伪反抗一下，否则我一个人玩儿的不爽。所以我跟TP之间，必须有嘎子娘调和着，否则单独我们俩在一起，就变成了我踏踏实实挤兑TP，然后踏踏实实觉得自己太无聊了。我们仨一起厮混的那些岁月，基本都是我跟嘎子娘打得水生火热，TP在中间笑呵呵的和着稀泥。

不过其实嘎子娘和TP的共同点相对要多一些。简单的说，她俩活得比我真实，对人对事也比我成熟。刚毕业的时候，我和爱因斯坦同学的共同点更多一些。那时候联系还是靠写信的，我们俩通很长的信，写的几乎没有一句跟各自的现实情况有半点联系，那些苦闷，那些感悟，简直放之四海皆准，搁哪年看都差不多，根本没有时效性。而嘎子娘和TP相对正常很多，她俩的联系真的是沟通彼此近况。

所以等到毕业以后，TP回了南京，嘎子娘回了西安，我留在北京。地理位置的隔阂以及后来的职业和生活的不同顿时凸显了我和她们俩的差异和沟通的障碍，尤其是和TP。于是，在这过去的十五年里，我和TP的沟通极其有限，大多数的消息是通过嘎子娘传递的。南京，我一共也就去过两次。

第一次去南京，是1999年的五一。那时候嘎子娘在南京大学培训，TP似乎是刚结婚，而我，正在下岗读书，反正让我有了足够的动力和时间去探访，顺便认识一下她的老公。那次在南京待的那几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嘎子娘和我有层出不穷的馊点子，比如带着啤酒和野餐去中山陵，然后在景点门口铺开了吃喝完毕之后醉游中山陵；又比如在另一个什么景点我和嘎子娘不知为啥扭打成一团，于是留下了若干张纠结在一起的照片。而那时候已经幸福的小发了福的TP照例笑嘻嘻的跟着，看着我们俩耍宝。她那新婚的丈夫，老成持重得与他的年纪不符，也在一旁静静看着我们笑，俩人一脸的夫妻相。晚上我们游玩一天回到家，婆婆早已做好一大桌子菜等着我们。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的样子，那一刻我想，好吧，居然就这样安定下来了，真是平淡的幸福。

后来不久，嘎子娘告诉我，TP怀孕了。那时候我们才毕业没几年，我们俩在电话里唏嘘感慨半天，都觉得这事儿有点早的不可思议，但又觉得，这事儿发生在TP身上，倒也顺理成章。那之后，嘎子娘迁徙到了英国，TP忙着相夫教子，我们几乎都没有了什么联系。

唯一的例外是大约是2002或者2003年的时候，TP的老公到北京来出差，居然通知了我。我实在不会待客，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待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于是带他去了北京的玛吉阿米，一个哄哄闹闹有表演因此基本无法谈话的藏餐厅。在牦牛舞和藏族歌曲的哄闹中，我得知他们银行总行有意调他到北京来，可他说，我不想来。我们在南京生活得挺好的，北京压力太大，来了对家庭不好。那时候的我已经长了一些年纪，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已经有了些不同，但还是着实佩服了他面对这样一个事业发展的机会所表现出的淡定。那一刻我想，TP眼光还真是没错，这真的是一个有家有口凡事以家庭为先的男人。

第二次去南京，是上个月。而这次，居然他已不在。上个月的一天，我从健身房出来，发现有嘎子娘的未接电话，本以为她要闲聊，却没想到，打回去之后，听到的是这样一个噩耗。2010年10月22日，TP夫妇一起去打球，他却再没回来，留给TP的，是近七十岁的婆婆和十岁的儿子，和一摊子完全没有预期没有准备的支离破碎的残局。

我和嘎子娘去了南京。我不知道嘎子娘是怎么想的，但其实我去之前是完全处在慌乱之中的。我实在不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又觉得似乎必须做些什么。TP反复的说，我眼看着他在我面前离开，而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不敢说我懂她的那种痛，可是我眼见着她的痛，却也什么都做不了。我能做的，只是和她那只有十岁的儿子说说话斗斗嘴，陪着她去接送儿子上课下课，然后逃一般的仓皇回到了北京。

我其实早已接受了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自己的所谓“劫数”，躲不过也逃不掉。我也认了我的那些。作为一个莽撞且不太安于现状的人，我觉得我的那些基本上都是我自找的。可是她呢？她招谁惹谁了？这么多年，她安分守己的过着平淡的日子，守着自己平淡的幸福，她的生活，原本应该是所有中国父母都期望看到自己孩子能够过上的模范生活，不越界，不缺位。可是一夜之间，仍然天翻地覆。如果连这样的平淡都不能预期，那我们到底对生活还能有什么期望？

生活有时，真TMD不是个好玩意儿。

体检报告出来，我惊讶得发现，报告显示，我居然还有乙肝抗体！不知道这乙肝疫苗的有效期到底是多久，反正我打这疫苗，已是近二十年前。

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姑娘因为一些大大咧咧的习惯极其不得人心，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把肥肉到处乱吐，比如从来不打热水到处用别人的，比如极其不见外的用别人的杯子别人的饭盒，再比如晚上睡觉她床边就是灯的开关但她从来不负责关灯，再比如她天天晚上带着什么老乡同学亲戚朋友到宿舍留宿…现在这么写出来好像这些都鸡毛蒜皮不值一提，但相信所有住过宿舍的人都能想象在七个人长期同吃同住的情况下要日积月累的容忍这些习惯有多么让人抓狂。

然后在大二还是大三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这个在外呼朋唤友在内人缘奇差的家伙突然脸色发黄，连眼白都黄了起来。到校医室看，医生大惊，让立即送附近的医院，说是黄疸型乙肝。人口高度密集的学校出了传染病，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校医室立即报告了区防疫站，接着就将我们宿舍视为重灾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要求去化验肝功，校医室的大夫弄来一堆消毒水之类的，把我们宿舍从上到下全都消毒一遍。

那当下，别说我们宿舍的人，整层楼的人都人人自危。班里一位上海籍的同学惶恐的回忆说几天前曾经跟她一起上课，似乎有过肢体碰触，于是也去要求要消毒验血。同时，鉴于这家伙有乱拿别人杯子喝水的习惯，全班同学都陷入了惶恐。一时间，这家伙众叛亲离，平时热热闹闹的那些个老乡同学亲戚朋友全都不见了，陪她上医院的居然只有我们这些班干部。现在想想，关键时刻，还是得靠组织啊！

而就在这当口，我们学校附近那所著名的军队医院出妖蛾子了。要住院，必须得有学校的支票押在那里，否则不收。可是折腾到这时候，已是黄昏，学校财务处早下班了，我们根本没可能拿到支票。要说我校当年实在是太信任学生干部的能力了，我们折腾这些的过程中，似乎一个老师都没有出现，只有我们几个学生，所以医院也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很坚决地不见支票不撒病房。我们问医生，这是传染病，你们不收，我们领回去怎么办？搁宿舍里？你们负责？医生压根不理我们这茬，非常镇定的说，你们学校有隔离室，让她在那儿待一晚上，明天拿着支票来。

没办法，我们几个只好陪着她回学校去找这个“隔离室”，终于在那曲径通幽的去往我们教室的路上（我们学校虽然是个弹丸之地，但我们外语系当年的教室绝对是那个弹丸之中最难找的地方，在最偏僻的一个小院里，不是自己人拿着GPS都不一定能找到）的那一排低矮的平房中，找到其中一间挂着一块破败的牌子，模糊能看到有“隔离室”字样。我们大惊，这房子大概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没住过人了，窗户玻璃都是破的，里面黑漆漆四处漏风，根本没有暖气，这怎么住人啊？再冻出个好歹来！

不行，还得回医院去。我们下定决心，死活得赖上医院。于是，我们又折腾回医院去，对医生死缠烂打外加威逼利诱，一方面痛陈本校的隔离室实在不具备任何居住条件，另一方面吓唬医院，你们不收她，她就只能住宿舍，这可是传染病，一群学生如果集体发病，到时候你们负这责任？接下来，我们就赌咒发誓说第二天一上班，就立刻去补送支票，我们都是公费医疗，学校还能赖了医药费？死说活说，悬壶济世仁心仁术以治病求人为己任的白衣天使们总算不跟我们一帮学生一般见识了，这孩子就眼泪汪汪的住了院。

第二天上午，似乎也还是我们几个，去医院补送支票。我现在想想，敢情当时我们学校完全是学生自治的？在这整件事情当中，似乎就没有一个老师参与。送支票的同时我们还顺便探望了该同学，胖同学还体贴的给她在医院门口的报摊买了若干本杂志。我当时还暗暗佩服来着，后来才知道是头天晚上该同学要求的。嗯，这种要求，一般大家都不敢跟我提出，以当年的我的觉悟，大家都知道我会狠狠的说，有没有正事儿啊？啥时候了，还想着看杂志？！

终于把这些办妥，正好是周末。胖同学是北京孩子，回家过周末，跟爹妈说起这事儿，胖妈妈大惊，立马炖了一锅肉，吃饭的时候就搁在胖同学面前，屏住呼吸观察。胖子后来说，那天那顿饭，全家吃得都很紧张，每当他试图夹青菜，胖妈妈都神色仓皇…后来我暗想，这么看来，当外地学生也是有好处的，干了啥危险事儿，爹妈压根都不知道…

等再回学校，我们的肝功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一宿舍的人，都是密切接触者，居然都啥事儿没有。不过出于谨慎，校医室给我们全宿舍的人都打了乙肝疫苗，而这疫苗也居然这么实诚的一直扛到了现在！

毕业多年，上学时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丢弃。学到的东西基本都已经还给了老师，昔日的衣服被褥早已不知去向，一直陪伴着我的，居然是它！

在网上闲逛时看到有人说，只有一根筋才值得热爱。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南桥。我觉得我跟他最显著的区别就是，他比我一根筋。我们都曾经做过翻译，都曾经痛骂翻译的吃力不讨好，不同的是，我放弃了，而他一根筋的坚持了下去。如今，我看到他那一本本的译作，回头看我自己，只剩汗颜。我们都写博，都曾经或深或浅的思考，不同的是，我被骂声阻却，他却越战越勇，干脆把自己的博客开到了网易那个随便写句话就有一堆人上来骂的高危地段。回头看我自己，我更是只剩汗颜。

南桥在最近的一篇博客里引用了我写的“养老防儿”，发表了一些他的看法，果然，又引来骂声无数。看到这些，回头看我自己，我只希望，骂他的人不要一路追到我这儿来。我是懦夫，实在惧怕谩骂甚至人身攻击。大家不过都是看到一些社会现象，发表一些自己的感慨和看法。我等本是草芥一名，说的这些，无论对错，上不影响政府决策，下不对抗百姓生活，也不靠着这些博名夺利，愿意看您就来看，不愿意看，大可当我是个白痴，不跟我一般见识就是。非要跑到一个人的地盘上来指着鼻子骂这个人是个白痴，在我看来，着实不够厚道。所以，如果我思我想与哪位的谋略不符，是小的我的不是，但务请不要谩骂，您不来就是。

好，免责条款写完，我接着感慨养儿和养老。似乎有相当一部分认为，中国的社会体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其他国家都很和谐，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谩骂南桥的过程中指出，如果父母不掏钱，儿女就一辈子买不起房，如果儿女不管父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会让父母老无所养…。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我从未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生活过，但我窃以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其弊病，除了乌托邦，这世界上大抵没有什么完美的制度。

大家看似疯狂向往崇拜的美国，其实医疗社保体系也是千疮百孔，很多不太穷的穷人也照样没有医疗保险，看不起病，很多不太富的老人照样生活得非常拮据。就我所认识的美国人来说，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也大多很不体面。我上大学时的一个外教，后来在美国的一家航空公司任高管，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麦当劳炸薯条。特蕾莎同学现在自己在中国开公司，年入百万，可也是在近四十岁的时候才和妹妹一起在美国合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三十年的贷款，现在妹妹自己住一半，租一半，用租金来还贷款，自己住的那一半还没有装修好，妹妹自己一边攒钱一边一点一点蚂蚁搬家的装修。

回到中国来看我们身边的人，我95年大学毕业，属于统分统招的最后一届，当时叫什么“双向选择”。学校不是名牌，我们毕业并不好找工作，我周围我们一帮外地学生，当年为了留京，第一份工作都不好。我留校，第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300块钱，课时费是10块/小时，在校外代课是40块/小时。查尔斯何去了一家私企做销售，第一个月的工资是600块钱，剩下的全靠销售业绩。同一时间，家在北京的同学去了外企做秘书，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000块人民币。我至今记得，提起工资的时候，那个去外企的同学跟我说，你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我缴税的。刚毕业那几年，我住的是单位的半地下室宿舍，查尔斯何租着平房烧着蜂窝煤炉。今年我大学毕业15年整，这些同学们，现在都三十七、八岁，都没有当司长的爹，没有当董事长的姨，也都有房有车，算不得大富大贵，可也应该算迈入中产了。

就我个人感觉而言，大部分人，如果不是含着银匙出生，都是需要这十多年的奋斗过程的，不论这个人生在中国还是美国。含着银匙出生的人，无论在哪儿都会获得一些起始特权，但毕竟，不是每个美国姑娘都能有切尔西·克林顿小姐的豪华婚礼，而中国的豪门出生的孩子们如今可能在瑞士也有游艇。

作为普通人家出生的我们，其实也有多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只是骂天骂地骂社会，仇恨出身的不平等；或者为此怨恨父母为什么不如人，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归咎于他们；或者谋划去抢银行或者买彩票，祈望着一夜之间能够暴富；或者，我们可以选择告诉自己，努力奋斗，假以时日，我们可能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中产生活。只不过，综合考量而言，我个人认为，最后一种，风险最小，且投入产出比最为可靠。

中产之时，大部分人也已中年，这时候能做到，也不外乎是为自己准备养老，让自己老有所养；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让他/她将来能够独立奋斗；对父母尽一些力所能及的孝心，让他们晚年安乐。有偏激的人瞧不上这些，觉得我们这样奋斗一生买来的房子可能还没比尔盖茨家的洗手间大，实在寒酸。嗯，的确，盖茨先生我很佩服，他家洗手间的一砖一瓦都是他自己挣来的，他确是楷模。但盖茨不是家家都有，如果我有孩子，他能做到我周围这帮朋友做到的这些，我就已经欣慰。

近一两年我非常喜欢让我妈回乡探亲。其实，我父母的双亲均已过世，所谓探亲，于我父亲，还要去给爷爷奶奶烧烧纸扫扫墓，但母亲是回民，不烧纸不扫墓，最多就是请阿訇给开个经，再给清真寺里“出散”个羊之类的。据谣传，回民的亡人走后，生者不能在坟头哭的，因为据说会惊扰了亡人，让他/她不能安心的走。而且，也不知道哪个倒霉教长立的规矩，女人不能进坟地，所以我妈能做的，也不过是出钱而已。

姥姥姥爷都不在了，而且我妈烧不了纸扫不了墓，所以回乡最多不过是看看兄弟姐妹，然后跟以前的老同事搓搓麻将八卦一下家常。而我喜欢的，主要就是让我妈定期去跟老同事八卦一下。因为每次八卦归来，我妈就会喜悦一阵子。对于我妈那一代人来说，幸福感完全是通过比较得来的，而他们所谓的幸福，我窃以为就是跟别人比起来，less miserable。

每次通过八卦，我妈都会重新发现各家那本难念的经的新案例，比如张家的女婿吸毒，李家的儿子找不到工作，王家的老头中风了，等等。而通过比较，我妈就又觉得我和我弟还算不错的子女。最近一次，我妈长出一口气，跟我说，至少，她不用贴补我们，即：我和我弟。

接着，她开始絮叨她那些同事的“悲惨“境遇。同事甲，两个儿子，大儿子家生活不好，所以她的退休工资月月都得贴补儿子一些，二儿媳怒了，说她一碗水端不平，因此几年如一日的不跟她说话，连招呼都不打。今年，二儿媳突然开始跟她说话，她喜出望外了几天，二儿子上门来，说他们要买车，差五万块钱。这位阿姨赶紧凑了五万块钱给二儿子拿去，然后自己开始省吃俭用。我妈感慨，她自己的风湿那么严重，关节肿得可怕，洗东西都舍不得用热水。同事乙，刚退休一年，外孙出世，老伴远赴姑娘家常住带孩子，留着老头一个人在家。老头没人照顾，天天凑合着到各家吃饭，一日自己在家心脏病突发，两天后被邻居发现的。同事丙，只有一个儿子，刚结婚，儿子儿媳对他们非常好。我说这个还不错啊，我妈哼一声，说当然不错，都是用钱买来的。儿子儿媳的新房新车都是公婆出全资买的；公公很会做饭，于是每个周五，儿媳亲自打电话给公婆，定周六要过来吃的菜单，于是公婆就得大肆去采买，媳妇点什么，周六就吃什么；儿子的新家每周有小时工去打扫，钱是公婆出，公婆家，至今都是婆婆自己打扫。

我问我妈，子女这样，难道不是爹妈纵容出来的吗？不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又如何？我妈说，那哪儿行啊，将来老了，走不动了，去个医院也得人家给挂号啊！这都是什么逻辑？可是好吧，我妈她们那一代，老脑筋，我不跟她一般见识。我家小时工跟我同龄，看法应该跟我一致吧？我跟她聊起我妈的上述古怪逻辑，她居然跟我妈论调完全一致 – 没办法，不纵容子女的上述行为，将来老了子女也不会管她，那怎么办？我冷笑，照这些案例来看，纵容了，估计都未必能活到老！还担心老了没人给挂号？即使依照法律，人也只有抚养下一代至成年的义务啊，谁规定要养下一代一辈子啊？小时工笑，说你是念书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地方上，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的。

我模糊记得，当年司南同学哭着喊着要孩子的时候，也曾经多次提到没孩子老了看个病都没人给挂号这事儿，看来老了有人给挂号对我国人民来说确实是个头等大事。古人说养儿防老，大概主要就是为了挂号？可照现在这架势，我觉得现代人迫切需要移风易俗，普及一个新想法新观念了：

养老要防儿啊！

家琦同学近来最喜欢的人，是她的“嘟嘟”。其实就是我，她还不会说“姑姑”。

在我成为“嘟嘟”之前，她叫我“妈妈”。陪着家琦同学的时间里，我对有奶就是娘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真正有奶的人，她的亲娘，在她的脑海中大约是叫“奶”的。反正每次她需要吃奶的时候，就哭哭唧唧的说，奶～～～奶～～～，她的亲娘就会奔过来，所以她大概以为她妈的名字其实是“奶”。而同时，“妈妈”其实是那些所有能满足她的愿望的人的统称。目前这项任务完成最好的，据说就是我。

还是酷暑的时候，她觉得皮球扔到地上还能弹起来非常神奇，于是，她坐在她的婴儿餐椅上，一遍遍往地上扔皮球，“嘟嘟”在旁边四处跑着捡球。这么一个简单的游戏，我们玩儿了半个多钟头。开始的时候，她努力的把球往我面前扔，后来就开始四处乱扔，难度越来越高，家琦同学乐得前仰后合，“嘟嘟”奔跑得满头大汗。

后来，她发现了捉迷藏。于是，我们一下午一下午的两点一线的玩儿捉迷藏。跟这么点大的孩子，其实根本算不上是真的捉迷藏，因为她基本上都是固定跑去藏在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极不隐蔽的地方，比如她的婴儿车旁边。然后，她眼巴巴的看着你跑到她面前，发出夸张的惊叹，做出惊喜的表情，她咯咯大笑。每一次都如是，这个在大人看来毫无悬念的游戏，在她眼里，有趣之极。

再后来，她发现楼门口的台阶和旁边供残疾人通行的坡道非常有趣。当然，其中部分原因是“嘟嘟”让这个过程变得更有趣了。上台阶的时候，每上一级台阶，“嘟嘟”都会陪着她大声的说“哎！呀！”，一副很卖力气的样子。下来的时候，我们拐到坡道上，然后嘴里发出“嘚嘚嘚嘚”的声音，一路奔跑下来，然后在坡道底部夸张得停住，大声的说“哇！”于是，上下台阶加上这些声音组合成了一个小游戏，我们上上下下，又叫又笑，跟坐过山车并无二致。

到饭店吃饭。饭店门口有一个宣传海报，上面全是饭店不同等级的优惠储值卡的金额。家琦同学指着那个牌子，咿咿呀呀的叫。“嘟嘟”在旁边抑扬顿挫的念，“三～千～八～百～块！”家琦同学大笑着跑开，转了一圈之后再回来，继续指着那个牌子。于是“嘟嘟”继续念“三千八百块”，她继续大笑。如此往复，又是半个钟头。

跑累了的时候，“嘟嘟”就是最舒服的轿子，别人想抱？不行！从动物园的猴山到虎山再到斑马长颈鹿，她一路伏在“嘟嘟”的臂弯里，欢欣雀跃。别人一靠近想把她接过来，她立即嚎啕大哭，那泪，真像书里描绘的，“如断了线的珠子”。

家里其他人见到我和家琦同学的互动都很惊诧。我并不经常见到她，有时隔好几周才去一次她家，但她仍然能坚定的记得我。我妈说，这就是血缘。可她周围每天陪着她的人，都是骨血至亲，我并不是唯一。我个人认为，这不过是因为我在陪她玩儿的时候体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投入，且相对被动。在大多数大人都愿意教她玩儿的时候，我只是陪她玩儿。对她而言，怎么玩儿，玩儿什么，玩儿多长时间，主动权都在她手里，我只负责配合她的步调。而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耐心和投入，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很多问题的角度都发生了变化。前几天参加一个谈判，闲暇时跟对方公司的一个负责营销的人聊天，不知怎么就谈起超市货架的摆放。他说，一般来说，到顾客目光高度的货架是最黄金的地段，因为更容易被顾客看到。但是，对于糖果而言，到我们的膝盖左右的货架才是黄金地段，因为只有在那个地段，才能更容易的被它们的主要消费群体—孩子们看到，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高度，孩子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高度，孩子们是看不到的。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孩子们也是不了解的。比如皮球居然是可以弹起来的，哪个大人会觉得这个奇妙？相反，如果专业一点，有些大人们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皮球为什么会弹起来，比如材质的弹性，比如力的作用等等。但是对于家琦来说，世界真奇妙啊，皮球扔在地上，居然可以弹起来。可是为什么冰箱贴扔在地上，非但弹不起来，还碎掉了呢？家琦同学现在见什么扔什么，我妈说，这孩子学坏了！可我却想，也许她不过是好奇，为什么都是东西，扔到地上后果不一样呢？跟她捉迷藏，对一个成年人来说，确实没什么意思。她都不太会把自己藏起来！可是，对她来说，好神奇呀，居然“嘟嘟”每次都能在找到她！笨拙么？也许，可是这不也是个学习的过程么？当初我学车的时候，一遍一遍的在同一个路口拐弯，对于老司机来说无聊得要命，可是对我来说，仍然是顾得了打灯就顾不了方向盘，觉得好复杂呀！而人生的很多事情，不就是这么一遍一遍的探索然后熟能生巧的么？我们所熟悉的每一小步，对她而言，都是一大步，都要慢慢迈出。

我不可能比她的父母更爱她。她喜欢我，不过是因为我愿意让自己蹲下来，从她的高度陪着她探索她的世界。对我而言，这其中的乐趣在于通过她的成长了解成长的规律，从而对自己成长中的那些点滴缺憾渐渐释然。所以蹲下来陪她，于我，其实并不困难。而对她而言，我大概是一个一岁小孩不多得的聪明玩伴吧，能陪她做那么多她喜欢的游戏，陪着她欢呼雀跃。

据说王朔有一句经典名言：谁TMD没年轻过，你们老过么？陪伴家琦同学的过程中，我时常想，我们确实都还不曾老过，大约这就是为什么子女未必能很好的体谅父母，毕竟，他们比我们先老，他们体验的很多东西，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体验。可是反过来，对于下一代，既然我们都年轻过，就要能够记得童年并且理解童年的感受。否则，虽然可能我们过的桥比他们走的路都多，可那些桥就真是都白过了。

我最喜欢看的一部美剧叫The Closer，主角是LAPD重案组的一位女警长，智商极高，情商极低，当同居男友下最后通牒，要求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好把他的个人物品从车库搬出来的时候，她可怜兮兮的说，我只是讨厌变化，在我看来，变化都是坏的。

每次看到这儿，我都会忍不住笑。这话实在太像是我说的，我也讨厌变化，变化都是坏的。

这话从我嘴里说出，似乎有点难以让人置信。不说别的，光是工作，我就一直在变。过去十五年里，我换了七份工作，三个职业。表面看来，我应该是一个多么喜欢变化，信奉“人挪活，树挪死”的人。可实际上，我真的讨厌变化。我原本最大的梦想，不过是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在那份职业中如父母一般，为革命健康工作四十年。

可是，我没能过上那样的生活。命运对我，显然另有一番安排。在我背后，始终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我推向一个个十字路口，让一次次变化成为必须。而我，虽然本能的讨厌变化，害怕变化，却无处遁形。那浪打来的时候，我能选择的，不过是说服自己去顺应它的力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尽力保全自己觉得重要的东西。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是在学会游泳之后。我学游泳多年，教练找了一堆，一直都学不会，最大的问题是不会换气。不能换气，我自然就不敢吐气，就这样一直憋着，很是惶恐，所以游不了两下就不行了，即使不需要换气，也因心理上的恐惧不敢继续。直到两年前的夏天，我决定不再请教练，自己到you tube上面找了很多教游泳的视频来看，看完了再去游泳池自己满满体会。每次去的时候，都挑周围没人的时候，可以放心大胆的尝试，不用担心被指点。几次之后我发现，原来最要紧的是放松，是让自己先舒展开来。我要做的，并不是去跟水对抗，而首先是顺应它的力量，让自己放松。而当我真正放松了的时候，把头探出水面居然容易了很多。而一旦能把头探出水面之后，心里的恐惧就小了很多，敢把气在水下吐出来了，于是居然真的学会游泳了。

说是这么说，可我其实仍然不太会游泳，所以至今仍然在那样一个15米长的泳池里混。可恰恰因为这不擅长，游泳居然变成了我最成功的减压方式。只要一进泳池，我就再也没空想那些平日里困扰我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眼前的困难还应对不过来呢，周围游戏的小孩子乱扔的救生圈，旁边泳道游自由泳的人搅起的水浪，都是迫在眉睫需要应对的障碍，而我，还需要划水，换气。大大小小的烦恼，在那一刻彻底被优先排序，我所有的意念，全都集中在下一次换气上面，在那一刻，呼吸最为重要，掌握了下一次换气，我就掌握了全部。水中的变化我无法预测也无法逃避，而我能做的，是把握好每一次的呼吸，慢慢将一次次的呼吸串成距离。

出了泳池之后，烦恼立刻铺天盖地的重返我的脑海，势头似乎更加凶猛。我忍不住要问自己，我终于脚踏陆地，可以自由呼吸，周围不再都是危险和障碍，要选择的也不过是些非关生死的问题，可我怎么反倒丧失了那挣扎时的从容？其实不过是危险消除之后，欲念更多，当迫在眉睫的不再是生存挑战的时候，那些在泳池里被我优先排序淘汰掉的想法终于在和平年代又冒出头来，而和平年代的大脑里，满是各种各样的诱惑，其实大多都是鸡肋。

好在如今我终于明白，我这辈子可能一直都会讨厌变化，一直会认为变化都是坏的，可到了这个年纪，我已经明确得知道对我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完全可以舍弃的。当变化再次袭来的时候，我依旧会惶恐，可我知道，我要做的，不过是按捺住那些恐惧，试水，放松，把握好我每一次的呼吸。然后，在那一次次的呼吸里，争取我所珍视的其他。

还是春天的时候，我家亲人给我拿来一箱杨梅。

我自小在北方长大，很多南方水果虽然吃过，但一直抱有偏见。原因其实很简单，那时候很多需要长途运输的水果都是在未成熟的时候采摘的，等到了遥远的内蒙，虽然表面看来非常光鲜，味道却仍然酸涩。哦，对了，这个故事古人已经讲过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可如今不一样了。这次的杨梅，据说是在南方现摘了空运来的，箱子下面，是一大坨用来保鲜的冰。毫无意外，这是我有限的经验中吃过的最好吃的杨梅，我这才相信，杨梅真的可以是甜的。

可杨梅这种水果，如女子的青春一般，保鲜期极短。我即使每天猛吃，吃得牙都快倒了，也还是根本没法在它们有限的青春期内全部享用。人家大老远拿来，我总不能让它们都坏掉。好在时代不同了，如今除了有空运，还有google。我上网去搜索，杨梅吃不了该怎么办？各种主意瞬间浮现出来，我挑来拣去，发现有一个办法是将它们做成杨梅酒，而且方法似乎极其简单，将杨梅洗净晾干，然后放到一个密封容器中，倒入高度白酒，密封好放在阴凉处，半个月即可。

这个办法对我来说是最实用的，我估计贴配方的人们用的都是中国白酒，这个我家没有，不过我有杜松子酒和威士忌，我看了一下瓶上的标签，酒精含量都在40度以上，应该算高度白酒了吧。密封容器？不知道别人说的是啥，反正我有乐扣的水瓶，应该也可以算密封容器吧。我于是用了两瓶白酒和两个乐扣瓶子，封存了所有剩余杨梅那已近乎迟暮的青春。

刚做好的时候，我颇是紧张。这大概有几个原因。一方面，也不知道这个办法是不是靠谱。这可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杨梅，而且是我家亲人大老远送来的，如果就这样大规模的被我糟蹋了，我心里还颇为过意不去。而另一方面，我对自己的动手能力也颇为怀疑。在我有限的经验里，我似乎从来没有自己鼓捣什么东西鼓捣成功的，更何况网上这个配方看起来简单得让我颇为起疑。作为一个头脑简单却又偏偏做了律师的人，我经常既希望找到我都能轻易学会的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又觉得这样的简单办法必然有诈，实在纠结得紧。

配方里说，密封好后放到阴凉处。什么地方阴凉呢？我把我家上上下下琢磨了个遍，突然觉得即使角落里都阳光明媚得厉害，哪儿有什么阴凉！又是一通纠结之后，我把两个瓶子放在了放杂物的橱柜里。这里头，终年关着门，应当算阴凉了吧？放进去之后我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橱柜看看，嗯，还好，满满的两瓶，还在。我端起来仔细端详一下，似乎没有长毛，也没有变质，白酒染了杨梅的颜色，红红的，少女一般娇艳。

这样忐忑得过了一周，我终于忍不住了，打开一瓶尝了尝。哦，还是满嘴的杜松子酒的味道，那酒虽有了杨梅的颜色，甚至都有了杨梅的香气，却丝毫没有杨梅的味道。我又挑了一颗杨梅来尝，据网上说，这时候的杨梅有了酒香，应当非常好吃。可是，我从酒瓶里拿出来的杨梅，失了自身的甜美，满是烈酒的苦涩和辛辣。

我很是沮丧。就这样，祸害了好端端的半箱杨梅和两瓶酒。可是那酒的颜色真是漂亮啊，居然也一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扔了么？我还是舍不得。不扔？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打开橱柜的门，照样一股热浪袭来，哪还有什么阴凉？无奈，我把酒瓶挪进了冰箱的保鲜室。每天打开冰箱，看看那娇艳的颜色，回味一下记忆中的杨梅的味道，权当是个安慰吧。

几个月后的昨晚，心情突然寂寥，想要喝上一杯。拿了杜松子酒出来，到冰箱里去找汤力水来兑，又看到了那红红的杨梅酒瓶，突然想，要不再试试？于是用汤力水兑了杨梅酒，加了冰块，再放一片柠檬，满满的一玻璃杯。稀释后的杨梅酒成了一种瑰丽的粉红色，冰镇的汤力水使玻璃杯迅速的结了一层薄雾，上面浮动着透明的冰块和嫩黄色的柠檬，还未入口，看着就有凉意沁人心脾。

而喝下去，满嘴都是甜。当然，先是淡淡的柠檬酸和汤力水的甘甜，后面才是浓浓的杨梅味道，一口酒咽下，那股杨梅的香味仍然萦绕在唇齿间。杜松子酒那原本强烈的味道，竟被完全遮盖。我喝了那满满一杯，薰薰然，却仿佛只是被杨梅醉了。

突然觉得，这酒，好像人生。那些年轻时的种种，甜美却转瞬即逝。而我们，无奈之下把那些朝气，那些努力，那些梦想，美好的，不那么美好的，放到生活这杯酒里，交给时光酿着，期盼着能够让那份甜美保鲜，让这杯酒能够回甘。在这个过程中，面对着镜子中自己日渐清晰的那些皱纹和日渐老去的容颜，我们惶恐，我们无奈。青春苦短，稍瞬既逝，好吧，我们认了，可是同时，我们更加恐惧的是，我们把青春交给了时光去酿造，可是我们选择的真的是个符合条件的“阴凉处”么？我们所珍惜的这些材料，最终是否会酿造出让我们满意的美酒？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人能不质疑自己的决定？偶尔忍耐不住，停下来开瓶审视的时候，也许会如我一样，失望于所有的材料都变差了，酒也苦涩，杨梅也苦涩。我们于是失望，于是后悔，于是痛恨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可是也许，这其实都只是因为火候不到吧。我只希望也只能相信，也许将来会有一天，蓦然回首，今天的苦涩都已成为过去，而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生活居然已经将那种种酿成美酒。

中国真的是强大了。

我跟九斤老太（是她？还是老通宝？）一样，最近频繁的感慨这一点。新加坡机场，买东西的时候，店员殷勤的问，请问您是刷银联吗？事实上，现在几乎在任何一个地方，近至东南亚，远至欧洲，人民币都已经可自由兑换了，换钱的印度人看到毛主席，心情不要太好。香港的SOGO搞活动，每个收款台都写着，招商银行信用卡九折优惠。这不，在马来西亚Sabah州这样一个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的地方，门童帮我拿行李（对，我又好了伤疤忘了疼，没被打死就跟行李分开了），我给了他十块人民币做小费，他眉开眼笑的接受了。

人民币硬了，中国成大国了，可脱掉币之后，人民呢？

在马来西亚使馆签证处，签证程序极其简单，填表—拿号—交表。一进门的拿号机上，就这样清楚明白的写着。但是，进去的中国人无一例外，都是先占上一个号，然后再去填表。我去申请签证那天，旁边是一对东北口音的母女，女儿十八九岁的样子，看似还在读书。我平时是个很谨慎的人，包里不只有纸笔，连针线包都有，但那天我居然忘了带笔。我耐心的等在那对母女旁边，看着那女儿咬着笔拿着表发呆了足有十分钟，根本没有要填的意思。我以为她在等人，于是很客气的问，可以借一下笔么？那妈妈很不耐烦地说，我们没填完呢！到我别处借了笔，填完表，离开的时候，她们仍然咬着笔呆在那里。我后来搞清楚了，表格要求用英文填写，而她俩不会。可是我一直没有搞懂的是，我借笔是要填表的，她完全可以借笔给我，然后让我帮忙。但她不，她急赤白脸充满不耐的拒绝了我的要求，然后干巴巴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想，她教育出来的孩子一定觉得这个世界人心险恶生计艰难，一个好人没有吧。而确实，在她们的这种态度下，人间确实冷多暖少。

隔天我去取签证，大厅里进来一对看着文质彬彬的父母，带一个大概七八岁大的女孩儿。一进门，父亲立即说，先拿号。小姑娘认真的看了拿号机上面的说明，说爸爸，不对，应该是先填表，后拿号。那父亲居然横眉立目的怒斥，你懂什么？小姑娘怯懦的哼哼，上面写着的，你就是不对。我原本以为，因为要教育孩子不撒谎，不插队，遵守规则，所以在孩子面前，父母即使装也是要装得高尚一些的，比如至少是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自己不撒谎，不插队，不闯红灯？但那位父亲显然不是这样想的。亦或，如今有些父母已经不觉得遵守规则是一种美德了？不知道这个姑娘，再过多久就会不再质疑父亲的对错，麻木的理所当然的加入那个行列中？

吉隆坡国际机场，人山人海，一片混乱。过海关的地方，马来西亚护照的通道有四五个，而外国护照的通道却只有三四个。于是，外国人这边的队，曲曲折折的绕了很多圈，非常长。大家都不高兴，但所有的人都规规矩矩的在排队。好景不长，一群中国南方口音的年轻姑娘，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像是在火车站一般拥挤过来，直接插到了队伍的拐弯处。后面的人抗议，所有的姑娘们都一副听不见听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嘴脸，装聋作哑的插了进来。这还不算，每次队伍向前移动的时候，她们都要再越过几个人，往前挤一下。其中一位穿着七寸高跟鞋的，一路挤到了我旁边，紧贴着我站定，然后大声呼喊着她的同伴，过来呀！我说，你到后面排队去。听不懂英文，难道也听不懂中文么？她睁大双眼，毫无忌惮的瞪着我，连一点心虚都没有。我们对着瞪了足有一分钟，她才把眼神移开。后来的二十多分钟里，我坚定的挡在她前面，寸土不让。我至今不知道那一刻我的坚持为了什么又有什么意义，但那一刻，我心里真的想，你要到我这里插队？step over my dead body。说来可悲，我头一次被一群不相干的人气得那样浑身发抖，而且到终于排到我的时候，在周遭的目光下，我几乎没有脸掏出那本她们在整个插队过程中一直高举过头顶的中国护照。

大国古训，仓廪实而知礼节。可为什么这种种却让我觉得，我们就像是拿礼节去跟魔鬼做了交换，换来了仓廪实？南桥感慨，爱尔兰一个小国家，却有大护照，而我们一个大国，却是小护照。也许，我们的政府是没有替人民争取权利。可是，我却为此有些小庆幸。如果我们的大国国民不先把礼节争取回来，继续仓廪实而无礼节，真的让我们人手一本大护照，我恐怕是更没脸掏出来了！

她阴差阳错的高考失利，错过了清华和她的科学家梦，成了我的同学和上铺。

大一的时候，我们都管她叫爱因斯坦。她背大大的书包，斜跨着，穿一个又长又肥的大褂，戴一个大眼镜，来去匆匆。在我们安然的看着《简爱》讨论着《飘》的时候，她看的是高数和大学物理，四处奔走着要求转系，如果我没有记错，她当时希望去学工业控制自动化，那似乎是个离科学家更近一些的专业，不管怎么说，比学外语靠谱。

在我读书的时代，转系难于上青天。她最终没能成功，只好在外语系安营扎寨了下来。但她终是不甘，平日里大部分时间还是跟旁边理工科系的同学玩儿在一起，宿舍里的我们，大多只有在深夜熄灯畅谈的时候才能听到她的声音。黑暗中，她和我，两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充任着全宿舍其他室友的恋爱理论指导。面对其他人的情感困惑，我俩尖刻犀利，快意恩仇得一塌糊涂。

她的父亲是六十年代哈工大电机系的毕业生，分配到东北的一个国营造船厂，一待就是一辈子。我们大二暑假，学校要求暑期社会实践。我和很多人其实都是回家找一个单位随便盖个章了事，可她父亲认真，要她真的去上船实践。在甲板上，她摔断了尾骨，被迫休学。再回来的时候，虽然仍然住我们宿舍，却比我低了一个年级。

在一个不出名的学校里，有很多因为各种原因不快乐的学生，高考没考好的，高考考好了但是志愿报坏了的，还有那些来自高分地区却因本地分数线高而被迫到了这儿的。我本来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也曾经短暂的不快乐过，但我很快就随遇而安，而且开始找到了小学校的乐趣。她的这五年却无疑是不快乐的。她总不甘心，一直试图要找个外语之外的其他出路，却一直未能如愿。

大学毕业，她回家，准备考研，当然不是本系，也不是本专业。那时候大家还是写信的。我们俩还时常会通信，讲讲彼此的心情。在家那边，她交了男朋友，似乎开始快乐了起来。可就在那年，她父亲得了病，而那个国营大厂濒临倒闭。她父亲的病并不需要大笔的医疗费，可是那个病只会越来越严重，很快就会需要全职看护，她家完全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而她的弟弟，当时辍学在家，天天打架生事，只会帮倒忙。

她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选择。家里迫切的需要钱，而她是唯一的希望。她去了广州。帮她安身立命的却是那张她原本看不上的外语系的文凭。她做外企的秘书，从煮咖啡开始，一直做到大老板的秘书。慢慢的，她获得了老板的信任。老板问她，你有什么职业规划，总不能一直做秘书。她说，那你让我去采购部吧。在采购部，她从最基层的员工重新开始做起，又做到了采购部的头。公司组建上海分公司采购部，她领命赴上海。她在上海做了几年之后，获得一个去马来西亚分公司工作的机会，之后又辗转去了美国分公司。在美国工作三年之后，她申请了上海办公室的一个职位，重回上海。到这时候，她已经survive了公司一次次的并购和整合，并且做到了中国区采购的头。到此时，她手下的员工，全是名校MBA，只有她，简历上有着绝对国际化绝对吸引人的工作经历，可教育背景一栏仍然只有那张她看不上的小学校外语系的本科文凭。

广州对她的人生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年少时的失落在现实面前变得如此微不足道。仿佛一夜之间，她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努力工作，去健身房，看小资杂志，穿当季新衣，活脱脱一个白领丽人。这些于别人可能完全正常，可放在我们的爱因斯坦身上，只让我觉得恍惚，之前的她仿佛活在自己的天空里的一朵出世的云彩，如今却化身成雨，悄然入世，一个完美的软着陆，润物细无声。

我们并不常联系。偶尔在网上遇见，会聊聊职场的感慨和情感八卦，却鲜有提及各自的具体情况。前几天她突然打来电话，少有的提到了她的职场惊喜。回上海九个月之后，她居然击败了公司若干资深候选人，成了亚洲大区的采购部的头，名片上从此是某知名跨国公司采购部的Asia Head，负责着亚洲的九个国家，明年将赴新加坡履新。

她说，她将是公司全球高管中这一个级别最年轻的，学历最低的，而且还是女性，中国大陆人。替她喝彩的人有，可更多的是猜忌和攻击。有下属问，听说办公室也有潜规则的，你遇到过么？有同事说，你的运气可真是出奇的好！她忐忑，万一干不好，会有很多人等着看笑话。其实，亲爱的，这个世界上总有气人有笑人无的人，总有无事也要生是非的人。在你经历了那么多的辛苦之后，在你对职场投入了这么多之后，这是你应得的，何必在乎他们怎么想，又何必顾虑将来会怎么样？你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做到Asia Head的人呢，就凭这个，你完全有理由停一下，享受一下此时的鲜花和掌声。

如今杜拉拉的故事火得一塌糊涂。我看那电影的时候，心里暗想，这有什么，我身边有现实版本的你，比她更精彩呢！亲爱的，好样的！

律协要搞个所谓”法律英语“培训，让我找几个人给大家讲讲所谓的法律英语。 我也算是做外事出身，后来的这些年里工作换来换去，但也还是一直在做涉外业务，估计如果用咨询公司的口吻来介绍我的话，就得说是“有十五年以上服务跨国企业的经验，擅长跨文化沟通”云云（估计这个让南桥来模仿会模仿得更形象一些，我似乎已经把咨询公司教我的那一套忘得差不多了）。所谓同志们一致认为，让我来组织这个培训，似乎挺合适的。 

可我琢磨了很久，都没琢磨明白这个题目该从哪儿讲起。我想领导们大概认为，服务国外客户，只要语言好就可以，而语言好，似乎就是能说能写，逮什么上来就能翻译成客户能听懂的语言。所以所谓法律英语培训，大约应该就是给大家讲讲怎么学英语？给客户写memo应该用什么句式？怎么跟客户用英文有效沟通？可是这些年以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脑子里装个东方快车，未必就能走遍世界。语言是最基本的条件，可解决了语言问题，也未必就能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沟通无障碍。人与人的沟通，抛开简单的声带振动，是更需要一些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乃至尊重的。做不到这一点，纵使你这厢口吐莲花，他那厢恐怕也未必能百思而得其解。

生在一个所谓突然醒来的沉睡巨龙的怀抱中，我们对外似乎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盲目崇拜，另一种则是盲目蔑视。抛开上纲上线的对错不讲，恐怕二者都是妨碍沟通的大敌。从法律业务来看，盲目崇拜的，觉得对方都是好的，所以难免会生硬的用对方的法律文化来套我国的法律实践，并且把所有的套不上的地方狠批臭批，而盲目蔑视的，很是瞧不上对方，所以完全不考虑对方来自什么样的背景，固执得说，你要入乡随俗，到我这儿，就得按我这个来。二者，似乎都未必行得通。

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门课，就叫culture，其中老师讲的很多我都不记得了，但是一个基本的理念给我的印象深刻，就是跨文化冲突中，一个常见的问题叫做ethnocentric，简单的说，就是本能得觉得，我的就是好的，你的就是不好的；而另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stereotype，简单的说，就是将对方的文化固化成一个特定类型，通常是带有偏见的，比如，美国人头脑简单，欧洲人效率低下，非洲人懒得一塌糊涂等等。要想进行有成效的跨文化沟通，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这两个障碍。因为有了这两个障碍，人在跨文化交流中非常容易觉得对方所有的评论都是攻击，然后开始本能的假想防御，而人的思维状态一旦进入自动防御体系，那道防火墙就会阻却所有信息进入，什么有效沟通，根本谈不上了。

前一阵子，一个南美的公司找来，问一个在我们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问题。他们要跟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国企签一个合同，这个国企去谈业务的人拿着一份授权委托书，是法定代表人签的，对方问我，怎么能确认这个人和这个授权委托书是合法有效的？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问所里同事，对这事儿怎么看？大家的答案五花八门，大多都是觉得对方疯了，到那个公司网站上看一眼，不就可以知道那个人是那个公司的领导么？或者要那个公司提供营业执照，不就可以知道法定代表人是谁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还要请律师来做，真是有钱没处花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涉外业务“的培训案例。大家的评论其实是基于很多”想当然“的假设的。比如：公司网站是及时更新的，上面的信息是准确的；南美公司了解我国的法定代表人制度，知道中国公司都是有营业执照的，也知道营业执照是具备对外公示效力的；而且，法定代表人是具备合法授权，对外签署这些文件的。甚至，在谈判初期让对方出具营业执照以便核实对方授权合法性是不会影响双方合作的...在这么多想当然的假设的前提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对方疯了，有钱没处花了。而一旦有了对方有病这个结论，我们的防火墙就已经启动了，就很难再想出什么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了，他都疯了，你还跟他一般见识什么？可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些假设再去看这个问题，甚而至于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到对方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假设我们去跟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的企业去做生意，我们会不会有同样的疑虑？我们就会发现，对方的疑虑是合理存在的，毕竟，我们之间，不仅隔着多个时区和几十小时的飞行距离，也隔着文化和法律环境的不同。

我跟同事说，我给对方的答复是，我打算这样去确认这个人的合法授权：工商局是中国企业注册登记的地方，他们存着在他们那里合法登记的公司的资料，我首先去查这个国企的工商档案，里面可以找到这个人的任命文件，这个公司的营业执照，这个公司的公司章程，然后我会结合中国法就这个人的授权范围出具一个分析。对方高高兴兴的说，好！

同事说，这不是白花钱么？本来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创造出这么多工作。我同意，但又不同意。确实，这不全是一个法律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对方不了解，所以需要额外增加这么多工作来解释。涉外业务本身的特点就是跨文化的，其中必然有一大部分工作是所谓的文化沟通，包括法律文化的沟通。而不把这背后的文化差异、体制差异讲清楚了，是无法给客户真正增加价值的。试想一下，我可以用两分钟的时间告诉客户，中国公司是法定代表人负责制，所以没问题，句号；我也可以用前面提到的复杂分析告诉客户同样一个结论，但恐怕前者不但不能达到让客户放心，还会让他们觉得中国律师的执业水平有点值得怀疑。毕竟，跨文化的沟通，建立信任非常关键，对律师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来自你的分析是否能够让对方信服，绝不仅仅是因为你有那个原本是红色如今变成了棕色小本的律师执照。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我把法律英语培训搞成这样，领导恐怕会觉得我走题了吧？

一般来说，大凡一堆人合作的项目，几乎都是人越做越少，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一窝蜂的涌上来，每件小事都要评论一番，不过半场，新鲜已逝，而问题叠现，且件件棘手，于是抄送名单里的人就渐渐全都遁了。可我鲜有这样的机会，因为项目要我参与，多半是需要我的外语背景，所以即使抄送名单全都不见了，我也得扛着炸药包上，旁边都不会有人对我说，你先顶着，我找棍儿去。不过即使别人不说，我也会上，因为我的性格中有个特点，说得好听的话是比较负责任，说得不好听则是ego过于强大，总觉得得有人推着地球才会转而这个英雄舍我其谁？

前一阵子跟一个同事合作一个项目，做到后期，同事对邮件、电话会议都不再上心，我也丝毫没有觉得奇怪，自动准备自行顶上。可是同事却来了电话，道了半天歉，说家里有事，母亲病重，所以无暇顾及项目上的事情。我赶紧说没问题，我来应付，你安心照顾家里。若干天之后的今天早上，该同事突然出现在办公室，我兴高采烈得说，呀，你来啦？说完突然想起他前一阵子没来的背景，惊出一身冷汗，我这兴高采烈也表现得太二了一些。结果同事倒不在意，特意跑到我办公室来给我详细讲了讲他妈妈的病情和现状，形势非常不乐观，同事讲的时候，眼中有泪光闪烁。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我似乎散发着一种诱人倾诉的气息，能让不管是否熟悉的人都开口向我倾诉。上次跟地方分所的同事一起出差做项目，以前都不认识，却突然在一起做项目做了三天之后开始给我讲他家复杂的家庭关系和矛盾。再上次，我去云南玩儿，团里的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姑娘天天找我谈心，讲工作，讲感情，我每天白天看蓝天白云，晚上做知心大姐。回来的路上，姑娘要我的联系方式，我顾左右而言他，只给了个邮件地址。

不是我凉薄。说实话，我很感动于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其实也很想帮忙。我是一个极少与人倾诉自己私事的人，大约是骨子里有一种安全感和信任感严重缺乏的惯性，总要与人保持距离才觉得安全。因此觉得别人居然肯把私事拿来与我分享，实在是我的荣幸。可是其实我很惧怕这样的分享，因为我并不具备应对这样的分享的能力。似乎是嘎子娘曾经给我下过结论，说我会吹口哨会做乐，会以嬉笑怒骂应对人生。她没说的，或者她其实不知道的是，我只会这样应对人生。我只有在贫的时候才伶牙俐齿，我只有对付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情才会能言善道。除此之外，我并不具备很多人大约生来就会的技能，比如安慰。我甚至都不会安慰自己。我对自己向来采取的是“有招想去，没招死去”这样的以毒攻毒的疗法，强迫自己很快接受现实并做出应对，不要来回啰啰唆唆的反复。可是对别人我总不能也这么简单粗暴，置之于死地吧，万一人家不能后生呢？所以遇上别人倾诉的时候，我表现出来的大概是一个绝好的听众，可这完全不是因为我善于听，而是因为这种时候的我就象是夜里公路上突然被车灯照晕的动物一样，震惊，不知所措。

在社会上历练了十多年之后，在我观察了很多情商很高的人应对类似事件的表现之后，我终于勉强依葫芦画瓢得学了几个拙劣的招数，终于能够在沉默许久之后慢半拍地说几句自己保重，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一定告诉我之类的场面话。可是不知为什么，每次说完之后都会鄙视自己，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大的谎言－－认真想想，我能帮什么呢？连个安慰的话都说不利索。

相反，每次听到这些时的震惊对我的后坐力非常强大，能让我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这可倒好，啥忙没帮上，还把自己给整抑郁了。偏偏这时候，特蕾莎同学还来添乱。这孩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什么事情都要纠结，而且事无巨细都要我给她分析。比如说，今天她纠结的是，有人要卖给她一辆车，而她不想买，于是反复问我，她该怎么跟对方解释？这样？那样？我哪有心思跟她纠结这些，于是很不耐烦的说，你为什么要跟他解释啊？你又不欠他！你去商店买东西，没看上都要跟店员解释为什么吗？特同学被我噎了之后，居然高兴的说，you are so right！还不解恨，又接着说，you are the reason in my life！唉，还真有好这口的！

我家小区，物业费三块八。我家小时工甚为不满，经常抱怨，你们这个小区，养活一群保安守在门口，可是进出小区根本没人管。这倒是真的，我多次在我家门缝里收到妙龄女学生按摩的小广告，打电话问物业，这些是如何进来的？物业唯唯诺诺，保证一定加强管理，可一切照旧。小时工还抱怨，你们这个小区，楼上玻璃脏成这样，都不见擦过一次，我里面擦得再干净，还是模糊一片。这也是真的，我家的落地窗，阳光明媚的时候，家里的地板上，仿佛罩了一个网兜，大概是窗上雨点的投影。

跟我所熟悉的物业费一块多的小区相比，这三块八真的没有什么增值服务。我怀疑我多花的那两块多大概其实是变相的有线电视费，因为沾旁边的酒店的光，我家有了一些只有酒店才能看到的电视频道，比如CNN，比如HBO，这些是那些一块多的小区没有的，尽管按照我手机上经常接到的小广告，装口能看300个频道的电视锅也只要3000块，而我家的三块八只买了这么三五个频道。但是就这三五个频道也非常诡异，CNN经常性的蓝屏，上面一行小白字，写着“没有信号”，HBO的电影里，不管是PG几都满是马赛克，只有Discovery，非常值得信赖，始终清晰。

而我，如今迷上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频道，卡酷和Discovery。

卡酷里，一大半的时间如今都在放《喜羊羊和灰太郎》，情节简单，气氛轻松。灰太郎夫妇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已经炖了蛤蟆汤吃饱了，所以捉羊完全是灰太郎用来讨好老婆的一个爱好和乐趣，如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劳动一样，是自发自愿的，而且是一种需求和享受。而羊村也完全是拿狼来了的故事来取乐的，吃饱了青草汤之后，也总得消消食找点乐，跟灰太郎周旋一下也算个乐子。动画片里的世界，其实没有敌对没有残酷没有竞争，美好得一塌糊涂。

我的办公椅坏了很久了，前两天总算被发了一把新椅子，秘书提醒我说，一定要保护好，小心不要被别人换掉了。我想了想，剪了一张小纸条贴到了椅子上一个隐蔽的地方，纸条上写着：我一定会回来的！！！本大王动画片最近真是看多了。

而Discovery，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昨夜的北京，雷电交加，很是吓人。我蜷缩在沙发上看Discovery频道放映的处理野山滑雪事故的教学片，几个朋友一起去滑雪，一个骨折，在茫茫雪海的山顶，手机没有信号，救援无法抵达，其中一个人一边发号施令，一边对着屏幕讲解在该情况下如何获得最大概率的生存机会。比如说，当晚因为下不了山，他们被迫在雪里挖了一个洞住下。第二天，他们下山寻找救援，留下速度最慢的一个女子看守伤员，解说员讲，在这种时候，克服掉感情，保持理性，争取最多数人的生存机会。而那被选中留下的女子，认命的说一句OK。下山途中，遇到开阔地带，亦是雪崩高发区，领头人告诉大家如何斜着滑过之后，指着两个人说，一个一个来，你们先过。那两个人领命而去，果然雪崩，立刻被埋。

当然，那是一个教学片，所有的场景其实是假设，而所有的人员最终也都获救。但后来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其实是解说人反复强调的那句话：在这种时候，克服感情，保持理性，做最合理的选择。当我们披上一身职业的铠甲时，说这些多么容易。面对病人家属，医生说，必须截肢，这是最合理的选择；面对客户，律师说，打官司吧，这是最合理的选择。可是脱掉那身铠甲，面对自己的爱人亲人，真的身处这些时刻，到底还有多少人能保持理性，做所谓的最合理的选择呢？如果速度最慢的那个竟然是自己的爱人，多少人还能保持理性，让她留下来看守伤员？如果受伤的那个竟然是自己的亲人，多少人还能保持理性，留下别人陪着他，而自己飞速下山？

网上盛传，嫁人要嫁灰太郎。我于是很八卦的想，如果滑雪途中受伤的是红太郎，灰太郎会怎样？守在老婆旁边，还是飞速下山，高喊着：老婆，我一定会回来的！！

三八节的时候，我去参加北京律协女律师联谊会组织的庆祝活动，很受启发。

庆祝活动上，女律师联谊会会长致辞，说女律师们“在光荣的背后同样要面对生活的四季，我们用山一样的理性、海一般的法器、风一样的机敏、雨一样的细腻、面对了青春期的烦恼、成长中的青涩、孕育期的痛楚、更年期的失落......”我首先没搞明白的是女律师为啥光荣，而背后的这些事儿，似乎放诸四海的女人，只要智商情商正常，都可一日二次，温开水服用，都不用处方。而且，我的脑子里还因为“法器”二字不合时宜的幻想出一屋子白蛇，而且，还是一屋子已经体会了更年期的失落白蛇。

后来的活动中，某还算知名的律所一群律师上台诗朗诵，其中多次提及该所一个民间组织，叫做“徐半”，据说取徐娘半老之意，35岁以上女律师自动加入。我在台下惶恐的晃动着脚趾头算了算，明年开始，打死我都不能跳槽到那个所了，一去就自动徐半成员了，想装嫩都会自动露馅。

这真是个残酷的职业，人都被逼成了这样。不过反过来说，那个活动倒给了我很多启发。生活在这样一个节奏情绪脉搏都有些紊乱的时代，女人其实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事业了，有人说你男人婆，然后把你生活中所有那些小缺憾都赖到你的头上，剩女了吧？自找的；嫁出去了？别高兴得太早了，就你这样，早晚老公得不要你；家庭了，有人说你黄脸婆，然后照样把你生活中那些小缺憾都赖到你头上，你怎么就一点不体贴那个赚钱养家的人？你每天待在家里能有多少事情？你不挣钱，根本不懂男人们在外面的艰辛！女人强了，男人们看不上；女人弱了，男人们瞧不起。怎么着都可能是错。

所以在这么一个时代，职业是什么不论，但凡是个职业女性，除了要具备善良勇敢等传统美德，还必须与时俱进的具备一些个“二”的精神，得敢于用自己那点“二”的劲头时不时的晃点这不靠谱的生活一小把。简单的说，当生活扔过来一坨牛粪的时候，你当然可以用传统美德赶快把这坨牛粪铲走扔垃圾筒里，最好还不要让男人们看到，以免脆弱的他们被恶心到，但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一些“二”劲儿，找朵鲜花插在这坨牛粪上头，把它做成一个伪前卫人士们追捧的田园风景。这个例子是我举的，可这思想不是我独有的。前两天我在手机报上刚看到，如今有一个in词叫做“二女郎”。

参加完那个活动之后，我回公司倡导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名曰“二”办，现有成员皆为女性，年龄不限，童妪无欺。目前尚无形成书面文字的组织理念，不过我打算建议一下，可以是“让我们用二的精神，去搞定生活中那一坨坨的牛粪”。

冷静下来想，新加坡之所以让大家这么失望，其实主要是因为大家之前的期望值太高。我一直以为我小人之心，在新加坡大家一起八卦抱怨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种感觉大家都有。也因为大家这些共同的八卦认知，会议召开之前所有人都以为新加坡的主办方会对本次会议从里到外micromanage，现成的比照标准就是冰箱里的每瓶水都装了传感器嘛。结果后来等会议召开了，大家发现居然连有水没水，有电没电都是未知数的时候，自然就有一些被自己之前的主观臆断涮了之后的恼羞成怒。如此想来，实在不能全怪新加坡。

我所在的专业委员会的上届主席是这个律师协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从第一届就开始参加，至今已经二十年，一年不落。所谓知多世事胸襟阔，他对此问题的态度就非常乐观。他说本组织的会议传统是，大家的记忆中充斥着每届会议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以及对于会议安排食物的各种抱怨。本届会议主办方虽然问题多了一些，但至少吃的还算靠谱，大家似乎对食物的质量没有什么抱怨。

饭菜质量确实不错，花样很多且味道很好，新加坡以美食闻名嘛。群众的抱怨，集中在了就餐的外部环境和上菜速度上面。按照会议传统，会议一般是四天，但是新加坡给压缩到了三天，所以第一天是欢迎宴会，第二天就是告别宴会，第三天就是下届主办方忽悠大家报名的宴会了。

第一天，我们的欢迎宴会地点是在新加坡的总统府。人还没去的时候，主办方就一遍遍要求所以打算去参加宴会的人报护照号和个人信息，说要进行安全审查。会议签到的时候，主办方给每个通过审查的人的名牌上面都贴了一个红色的小圆纸片。众律师立刻开始热心八卦，这个就是安全审查的结果？很高科技？没人能够伪造？但不管我们怎么怀疑，去的时候还是谁也没敢把小红片给抠掉，万一呢！

到总统家吃饭，谁也没敢造次，我们都严阵以待的去了。我还算不给总统面子的，因为天气实在太热，穿了短袖和裙子。大部分人，尤其是男律师，一水儿的西装领带。去了以后才被告知，总统只借后花园给我们用，这个宴会，就在花园里举行，而且，没有座位，跟鸡尾酒会一样，中间有若干高台可以放盘子，大家都得围站在旁边。想象一下，新加坡的傍晚，户外，一群西装革履的律师，站在总统家的草坪上，进行着一个长达三个小时的晚宴。台子根本不够，很多人只能背着包举着盘子，万一有人过来打招呼，就会痛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长出八只手，好把东西都拿稳了，并同时把名片从包里掏出来。女士们几乎无一例外都穿着正装高跟鞋，每走一步鞋跟都会陷入草坪中。第二天有男律师开玩笑说总统的草坪都被我们的鞋跟毁了，结果一个女律师恨恨的说，她晚上回去以后发现草坪把她的鞋跟给毁了，她被迫在酒店旁边的商场里重新买了一双。不仅如此，在这三个小时中，反正我和我周围的人都没发现总统的花园里有洗手间。我跟一个新加坡律师八卦此事的时候，正巧总统饭后散步到花园来跟群众握手，那律师撺掇我，你可以上去握手，然后说，总统先生，我可以用一下您的洗手间吗？他接着说，我们总统人很好，肯定会答应你的。我说那是，只是你们的媒体似乎没那么好，恐怕明天所有报纸的头条都是中国女律师利用握手机会借用总统洗手间的八卦新闻！

第二天，我们的告别宴会地点是在新加坡的Universal Studio，这是一个半影视城半游乐场的地方，而且主办方一再强调，大家要着便装，因为游乐场要特地为我们开夜场，吃晚饭可以去做过山车什么的。我仔裤球鞋的去了，发现其他人还都是正装，我怀疑大部分律师行李里根本就没带便装，谁能想到天天开会还要用得着球鞋仔裤呢，象我这么鸡贼的人实在是少数。我其实连短裤都带了，但是因为胆子还是不够大，怕穿了短裤到时候人家怀疑我不是律师，不让我进去。不管怎么说，反正我的着装还算舒服。可是，我们七点就到地方了，被一群工作人缘赶到一片室外的空场中间，就再也没有人理我们了。将近一千个饥饿的律师聚集在那个闷热无比的空场上，视野之内完全没有食物的影子。我们兵分几路去问了多名工作人员，谁都不知道接下来的饭是怎么安排的。我们再去问旁边的饭店的工作人员，被告知说饭早就做好了，只等有人指令就给端出来，可是就是没人给指令。等了很久，饭还不来，所有的人都开始抱怨，好不容易，一群系着黑围裙的工作人员出现了，端着盘子，大家涌上去一看，发现分发的是爆米花！有悲观的同志立马抢了两桶，说没准儿今天就没饭，吃完爆米花就去坐过山车呢！我还是执着得拒绝用爆米花当饭，等着那没影儿的晚宴。一直等到近九点，饭菜才被端出来，又是在室外的空场，依然闷热拥挤。到近十点的时候，大家总算满头大汗得吃完了饭，主办方的工作人员热情洋溢的说，现在可以去坐过山车了！众律师一起扭头瞪着说话的人，目光如刀一般锋利，好不容易刚吃饱，又想让我们吐出来？

本白鼠是在夜里十一点左右抵达这个“新加坡最好酒店”的。 没有办好入住手续之前，新加坡如我印象中一样的“一丝不苟”。吃口香糖仍然违法，携带毒品仍然会要命。一进酒店大堂，我就受到了无比热情的接待，若干门童把本白鼠的行李抢了过去，并保证立即送到房间去。登记入住的时候，前台非常负责任得反复向我强调，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有遥感器保护，一旦移动就视为消费。我很恶趣味的问，如果我动了之后又放回去呢？前台严肃的说，晚了，动了就等于消费了，再放回去也没用了！看看，micromanage得可以吧！

大好形势在我办好入住之后就全变了。

待我终于进了房间之后，行李却遥遥无期了。午夜时分，我孤独得坐在一个还散发着装修味道的酒店里，咬牙切齿得等待着行李。跟亲人讲起的时候，我声情并茂苦大仇深，发誓以后打死我也不这样不负责任的跟行李分开，亲人笑，海誓山盟原来是这么来的！

十二点半的时候，我和行李终于重逢了。洗漱的时候，猛然发现，全房间只有一个插座有电，而且是在行李架旁边。给客服部打电话，客服部态度非常好的说，马上找人来看，结果杳无音信。我决定现实点，改要一个插线板算了。又给客服打电话，客服部又态度非常好的说，马上找人送来。到我结帐离开那天，维修工和插线板都未曾出现。所以接下来的那几天，每天我都站在行李架旁，拼命拽着吹风机到房间的另一端照着镜子吹头发。

第二天开始，我才意识到我有多幸运。据来自各国的八卦律师介绍，几乎人人的故事都比我精彩。有一个哥们儿，第一个房间没水，第二个房间没电，第三个房间终于有水有电了，那位老兄坐在床边刚喘了口气，发现脚上的袜子全湿了。低头一看，这个房间有水有过了，地毯都吸满了水。另外一个英国老律师，携眷前来。被安排了房间之后，太太进洗手间洗漱，发现里面没有浴缸，责令老头去问。老头打电话给客服，问为啥没有浴缸，客服人员态度非常好的说，先生，您希望我们现在给您去安装一个吗？老头顿时愣在那里，后来一直感叹说新加坡的服务真灵活，浴缸都能现场安装。最牛的是一位苦命的俄罗斯律师，入住手续非常顺利的办好了，拿了钥匙兴高采烈的开门，结果发现房间里的大床上一对青年男女正在进行床上运动。这哥们非声称自己受了惊吓，其他群众一致认为他其实应该多交观摩费的。后两个故事的真假我无从考证，不过前一个故事是次日就上了新加坡报纸的头条的。

房间的没水没电倒也罢了，会场也非常不靠谱。第一天开幕式的时候，主办方据谣传花了三十万美元请前美国总统戈尔讲话，也就讲了一个小时，折每分钟五千美元，结果戈尔讲话期间，有好几万美元我们都没听清楚，因为会议室外面突然电钻轰鸣。后来有一场各国大法官讲跨国诉讼问题的时候，澳大利亚的某法官刚讲完此事在澳洲很困难，整个会场就突然漆黑一片，最后满屋子的人中途更换会场，真难呀！换了会场之后，新西兰的某法官接着讲，刚讲两句，突然麦克开始嘶嘶拉拉的响，该法官立即往后退了半步，大声说，我可啥也没干！要说我们这个行业里，个个都是推脱责任的高手。

这不，回来以后我听说，会议组委会跟酒店打上官司了。酒店告会议组委会拖欠会议费，会议组委会反诉酒店服务瑕疵，导致组委会承受了严重的embarrassment。这官司要是打上个几年，各方再上诉几遍，简直就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新加坡版嘛！组委会，加油！

估计在国外律师的社会地位实在太高了，以至于大家认为他们是无所不能的。这种错误的认知被一些国外媒体嫁接到我们这些无所能的中国律师身上之后，就经常会有一些让我不知如何应付的事情发生。比如说，今年初始，一个香港媒体问我，你觉得中国今年的立法趋势是什么样的？这个趋势会对律师业务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本能的就想顶一句，你以为我是谁啊，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呢？

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经常会有很多不着调的想法同时飘过。据说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学术界认为是“自己的脑子转得比自己的脑子快”，我理解其实这就是学界把满脑子浆糊这一江湖说法拔高了理论高度之后的精辟总结。不管学界怎么看吧，反正实践中，我这些同时出现的不着调想法有时候是相互冲突的。那一次我就按照当时脑子里同时飘过的另外一个想法给对方回了邮件，告诉对方我虽有巫术，但是不巧的是那几天把水晶球送去保养了，还没拿回来呢，因此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全世界都在嚷嚷低碳环保呢，所以我在没有水晶球的情况下大胆瞎猜一下，这也应该是趋势之一？

五个月之后的昨天，对方回信了，跟我说，你的水晶球取回来了吗？中国环保立法有什么新进展吗？我倒吸一口凉气，他要真这么追问下去，我是不是就得给某个同事起个外号叫水晶球？我于是委托了一个水晶球去查，这家伙居然不负我望的给我找出国务院一个满篇都是节能减排字样的通知，还是五月份刚发的！我拿着这个通知糊弄了对方，很是得意。

下午，节能减排余兴尚在，我不知道在哪儿听了一耳朵，说今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题目是《仰望星空与脚踏湿地》。听到的时候，我还颇吃了一小惊，真巧啊，节能减排真是深入人心了，这题目分明就是让全体考生想象低碳环保之后的新生活嘛！一时间，我想象着万千学子们在考卷上畅想着，只要我们人人都低一点碳，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只要我们人人都低一点碳，我们就可以一边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一边体验着生态和谐的乐趣；只要我们人人都低一点碳，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街灯就终将交相辉映；只要我们人人都低一点碳，我们就可以在城市的丛林中也能听取蛙声一片… 我是一个很容易脑子里出图像的人，所以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完全浮现出了热带雨林的城市版本。

结果今天上午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人家北京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文章接着说，星空代表的是理想，人家是想让孩子们说说理想和现实的那点事儿云云。

我还以为是要孩子们低碳呢，搞了半天，人家是要让孩子们低调。我这脑子，幸亏不用参加高考了，跟主流思想也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