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水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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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11月，我做律师整整十年。

人大概总要自觉不自觉得设定各种各样的节点，给自己一个停下来回头看的理由。

这个11月，尤其难过。在我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同时，我还摊上了很多火急火燎的长途跋涉。本月才刚过半，我去了一趟贵州，一趟新疆，两趟深圳，而且每次行程都非常仓皇。

从北京到贵阳，3个小时的飞机，然后4个小时的长途客车，再加上来往于机场和长途车站，这就是起草贪黑的一天，都奔波在路上。第二天一早，坐上客户的SUV，在崎岖的山路上继续奔波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所谓的矿上。一排低矮的农民房里，墙角树着一块牌子，上书XX煤矿。我心里苦笑，买卖真是越做越大了。毫无意外，对方根本没有人接待我们，于是我们在那里毫无意义地等了半天之后，继续颠簸回去。不巧，经过的村庄里唯一的加油站有无数卡车加油，道路在几公里内全部堵死，深夜才回到住地。第三天，又是4个小时的长途客车加三个小时的飞机。整整三天，人困马乏。主管这个项目的同事说，至少我们可以说我们去过了。我心里暗想，那又怎样？花这么多钱和精力，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4个小时的飞机。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1个多小时的飞机。从阿克苏机场到拜城，2个多小时的车程。走时北京大雾，延误4个小时，一天如陌路狂奔一般终于赶到目的地，已是半夜。第二天一早，又是SUV，又是土路，又是矿。同样的情景再次发生，下午又疯狂的赶到阿克苏机场，飞回乌鲁木齐。第三天，又是4个小时的飞机回到北京。又是三天，人困马乏。主管这个项目的同事仍然说，我们去过现场了，这就行了。我继续想，那又怎样，对于客户而言，这增加了什么商业价值？

相比之下，深圳之行还算最有成就感。早8点的航班，11点多到深圳，客户司机来接，买了机场麦当劳在车上吃，大约1点多到客户公司，直接开会，然后5点会议结束，司机送我回机场，在机场吃晚饭，然后坐8点飞机返回北京。日程已经安排得不能再紧凑，可即使这样，我仍然忍不住想，我的贡献其实只有开会的那3个小时。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执业十年的这个节点上，让我忍不住想，这一条路，继续走下去还有多大意义？

初做律师时，很有一段时间兴奋于每个月发出的账单，觉得这个账单体现了自己的价值，热衷于学着前辈们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完美，写出更多的小时数。

再后来，在各种项目中看到各方律师把一个小问题无限放大，变成对几乎没有可能发生的低概率事件的法律风险的无穷尽分析，我开始觉得，那些因此产生的小时数，越来越像一个讽刺，讽刺着这个行业中的从业人员与实务的脱节：现实的情况是，事务所大部分的合伙人早已远离具体业务，真正主导项目实务的，往往是刚从法学院毕业了几年的年轻律师，而这些律师，几乎没有商业意识。于是就变成了现在的怪现状：客户提出法律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商业问题的，但是各方律师层出不穷的纠结于没完没了的法律分析，最终给出的只是一个否定性的法律结论。这事情不能做。那怎么样才能做呢？律师给不出答案。更有甚者，律师根本不说事情能做或者不能做，结论是：这事情有风险，建议你们谨慎。我经常自己关起门来想，如果我是客户，我大概会问，活着就有风险，但我何苦花这么多钱和时间让你告诉我这一点呢？

更有甚者，有些律师对于形式完美的追求简直近乎偏执。这虽然从财务上讲对我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我是客户，如果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后果，我可能宁愿容忍形式上的小瑕疵，也不愿意花更多的律师费去追求一个形式上的完美。

当然，其实这些年我看到的更多的更让人崩溃的是很多律师无条件无原则无知的讨好客户，向客户妥协。客户说，你来一趟吧，咱们开个会；你们出个意见吧，情况就是一、二、三。律师颠颠的就去了，出了，费了很大周折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被自己客户给挖坑埋了。

虽然北京市律协将年轻律师定义为35岁以下，但其实在这个行业里，我是在一个黄金年龄段：比起年轻律师来讲，我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单独处理客户，比起上了年纪的律师来讲，我仍然可以自己挽起袖子做事情。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至少在今后的十年里，我完全可以预期会有更多的客户，更多的项目，更稳固的业务。但是，我真的要把我的职业生涯中下一个十年继续投入到这里？